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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1 以上已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李心传道学史观的第一阶段，以及程荣秀如何设法改变那种见解。接下来本文只简短谈及《道命录》的第三阶段即庆元时期的观点，因为程荣秀操作这部分材料的范围与技巧，和他对第一阶段的尝试相仿。本文附录显示，除了尚有疑问的第30、31、32号文件，程荣秀至少增添了六份文件(第29、35、40、41、42、48号)。所有增补的文件(第48号文件除外)或为朱熹所作，或与朱熹有关。前文亦已论及程荣秀如何重排原始评注、增加新史料以形成新增文件的伪评注。这些改动最终极大地增强了朱熹在叙述中作为参与者的印象，也使朱熹的经历在道学发展史的第三阶段更加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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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3 另一个与庆元时期的材料有关的议题是李心传对韩侂冑作用的分析。李心传《道命录》自序里的韩侂冑，是最后一位镇压道学的权臣。然而，在前文对《道命录》第51号条目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程荣秀删除了原评注将废弛伪学禁令归功于韩侂冑的段落。第49号文件是1199年的一份奏章，请求为已悔改的伪学之徒恢复名誉，其评注也显示李心传以其一贯的风格对韩侂胄的作用做了既精微又颇具史识的评估。李心传说明，随着佐理韩侂冑主导禁斥伪学的大臣离朝，他“稍厌前事”，转而“建极用中”，作为他中意的伪学之徒回朝任职的理由。这模仿了建中靖国年间(1101-1102)的类似政策，当时曾布主政，为了终止第一阶段的元祐党禁，追求政治上的缓和与中间路线。根据这两份文件的评注(第49、51号)，我们也许可以认定：李心传认为韩侂冑应该为他开启伪学禁令而受谴责，但不认为他实际施行迫害；韩侂冑效仿北宋前例中止了伪学禁令。注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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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5 李心传与朱熹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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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7 传世本《道命录》后半部包含了连缀不断的朱熹传记，其性质及讨论范围和前半部的程颐传记相仿。程颐与朱熹是《道命录》慨然给予传记式关注的唯二人物，这个特征无疑反映李心传是以两人为道学史的核心人物。朱熹传记散见于《道命录》第29、30、31、32、33、35、37、50、52号条目的评注。即使排除经过增添、改动的条目(第29、31、32、33、35号，52号也有可能)，仍有足够的原始条目(第30、37、50号)提供了由评注串联构成的长篇朱熹传记。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三个文件都在更广阔的国家议题背景中谈论朱熹。前已述及，与朱熹有关的续增文件狭隘地聚焦于朱熹经历的细节，不过是程荣秀用来搭载他真正关切的伪批注的工具。这三个条目标文档的性质则完全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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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9 非常幸运，《道命录》中朱熹传记的第一个部分出现在第29号条目，能见于《永乐大典》。比较《永乐大典》此条朱熹传记的史料与传世本《道命录》的朱熹史料，也显示了前文论及的差异：《永乐大典》提供了更优的文本，记日精确而有序，对官职一丝不苟的关注。《永乐大典》这段文本涵盖的朱熹传记截至1183年，是评判不见于《永乐大典》的其他朱熹传记文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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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1 李心传在《道命录》呈现的朱熹传记，应与他更早完成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的朱熹传记一并讨论。注727《朝野杂记》的朱熹传记篇文章大约作于1211年或1212年，早于黄榦的《朱熹行状》与李方子《紫阳年谱》，是现存最早的朱熹传记。朱熹的传记作者大多忽略了李心传所作的两份朱熹传记。注728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疏漏，因为李心传《朝野杂记》与《道命录》中的朱熹传记，不仅是理解李心传对朱熹的看法的关键，更如下文将会指出的，对理解十三世纪朱熹传记的形成也极其重要。完整研究李心传的两篇朱熹传记、黄榦的《朱熹行状》和李方子的朱熹《年谱》非本文力所能及，在此仅简要介绍这一问题，并检讨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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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3 李心传较早的《朝野杂记》朱熹传记，以全文首句，题为《晦庵先生非素隐》。典出《中庸》：“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朱熹则作出了新的解读。注729李心传的传记以“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开篇。结尾则是李心传自述撰写朱熹传记的目的在于使“后有学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整体来说，李心传的第一篇朱熹传记不是对朱熹生平事迹的大力支持。开篇似乎直指那些将朱熹经常辞免官职解读为隐世倾向之人。李心传竭力坚持并非如此，事实上朱熹和孔子一样，希望自身的学问能成为政治现实，只是从未得偿所愿。李心传的结论则显得语焉不详，留待后人评定朱熹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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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5 《道命录》的朱熹传记晚于《朱熹行状》和《紫阳年谱》，虽然受到后两者的影响，但对于朱熹生平的基本观点却与前一篇传记无甚差别。《道命录》的朱熹传记专注朱熹的仕宦生涯。李心传从朱熹行状、年谱撷取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再将之与自己的旧作结合。《永乐大典》中这篇传记的起始部分展现了比其他早期朱熹传记更加具体的记日，说明李心传在1226年抵达临安后持续在官方档案中检阅与朱熹仕宦生涯有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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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7 大体上，李心传的朱熹传记披露了较多朱熹得到的有力政治奥援，以及朱熹政治上的错估乃至失败。这和朱熹行状、年谱中的缄默、含糊其辞形成尖锐的对比。比较这四种朱熹传记与《宋史·朱熹传》，会发现这部官方正史依从的是李心传而非行状、年谱。陈荣捷曾断然宣称黄榦的《朱熹行状》是《宋史·朱熹传》的基础。注730然而，仔细比对上述文献，将揭示十三世纪早期的朱熹传记存在两种不同的书写传统，并显示《宋史·朱熹传》代表着融合两种传统的尝试。为求方便讨论，本文考虑了这两种传统各自的撰述取向，分别称为“史学传统”与“圣贤传记传统”。一般认为，《宋史》的编纂团队倾向于支持道学。即便如此，《宋史·朱熹传》仍保有李心传书写传统中的许多内容。《宋史·朱熹传》的许多语言要追溯到早期李心传撰写的两篇朱熹传记，而非“圣贤传记传统”的文本。两个来自《永乐大典》的《道命录》条目的案例足以说明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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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9 1163年3月，朱熹受召赴阙。朱熹起初一度辞谢，最终还是前往临安。辞谢为《永乐大典》的《道命录》记载，程荣秀则删去此事。1163年11月，朱熹入殿朝见，进呈了数道关于教育、外交政策的奏章。然而朱熹的议论未被接受，仅被任命为武学博士，他并未就职。朱熹行状与年谱都长篇引用了所上奏章，却无一词及于朱熹的助力与阻力的来源。唯有《道命录》的朱熹传记记载朱熹之受召赴阙实蒙当时的独相陈康伯(1097-1165)推荐；也唯有《朝野杂记》的朱熹传记记载阻力来自汤思退，他自1163年7月任宰相，于1164年去世。注731换言之，圣贤传记式的书写传统满足于将朱熹奏章的引文单独用作朱熹思想的表达。从李心传所撰则能意识到：朱熹被召入阙实为陈康伯代表的主战派与汤思退代表的主和派间更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陈康伯担任独相时邀朱熹赴阙，但朱熹抵京时汤思退亦已任相，领导着阻挠陈康伯企图授予朱熹重要职务的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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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1 与1163年朱熹赴阙之事类似，所有史料都记载朱熹在1167年被荐为枢密院编修官，但只有李心传的朱熹传记和《宋史·朱熹传》提到推荐朱熹的大臣是参知政事陈俊卿(1113-1186)与刘珙(1122-1178)。同样的，《道命录》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皆记载1170年12月胡铨举荐朱熹与王庭珪为官，但朱熹因在母丧中而推辞。此次被荐不见于“圣贤传记传统”的朱熹传记，倒是出现在《宋史·朱熹传》中。注732胡铨支持朱熹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它突出了朱熹与主战派的政治联系以及对前相秦桧的主和政策的反对。注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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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3 “史学传统”与“圣贤传记传统”间的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差异和删略，数目之多足以汇集成编。不过，笔者相信以上案例足以说明这两种书写传统的基本差异。黄榦著名的朱熹行状跋语驳斥了行状草稿遭受的许多批评，并阐述了撰写过程的艰辛。批评包含认为行状不需要包含详尽的日期，以及不需记载朱熹屡次辞官。注734黄榦在跋语里为自己的朱熹行状定稿反驳这两点及其他批评。但是，传世的朱熹行状反映“圣贤传记传统”对形象正确的关注超过了“史家传统”对细节的重视。李心传在看过朱熹行状(可能也看过《紫阳年谱》)之后，感到有必要在《道命录》里重新编著朱熹生平的详细记载，正显示出李心传对行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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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5 黄榦的朱熹行状期望为朱熹做到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对程颐所做的：清除不必要的政治包袱，赋予其古典圣人的气质，以内在的完美抵抗宋代政治生活的无常。身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李心传可不这么认为，手中的材料告诉他朱熹事实上“非素隐者也”。朱熹就像许多古代圣人一样积极地参与当时政治，只是他彻底失败了——至少1239年时李心传看来是这样。李心传的两篇朱熹传记与《宋史·朱熹传》之间的许多文本关联指出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考虑到李心传与他的助手们在南宋晚期修纂的宋朝国史和1345年纂成的《宋史》之间的延续性，这并不出人意料。“圣贤传记传统”与这种“史学传统”的对抗，清楚表现在朱熹学脉中朱熹行状所受的奉承乃至尊崇上，同时也体现在《宋史·朱熹传》的边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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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7 李心传与福建的道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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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9 在《宋史·朱熹传》中交融合会的“圣贤传记传统”与“史学传统”，正好和十二世纪晚期、十三世纪早期两个区域性史学编纂传统有着紧密相关。由朱熹与其及门弟子引领的福建道学学派发展出一种史学编纂类型，此类史著及体裁是专为阐述和拥护道学的道德训诫而设计的。这类新史学与当时业已存在的四川学派在原则和实践上都迥然不同。四川史学学派的起源先于道学之兴，李心传即从属这一阵营。笔者已在本书其他文章中详细阐述：福建学派创造的精简史学体裁，如纲目体、纪事本末体，促成关注于推广道学道德价值的删节本史书的产生。结果，充满四川史学学派特色的史料汇编巨制如李焘在1183年完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转趋失势而不受欢迎，因为它们的冗长、翔实遮盖了福建史家试图传达的道德信息。注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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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1 两种史学书写取向的冲突，也许令李心传的仕途变得复杂。李心传的传世著作及亡佚著作的标题显示他未曾采用福建学派的精简体裁。注736有证据指出李心传和崔与之在政治上关系紧密，李心传首次受荐为史官即得力于崔与之。后来在1236年9月，崔与之继踵郑清之被任命为宰相。郑清之在1233年10月接替史弥远的相位。一如许多宋代宰执，郑清之在秘书省、史馆有丰富的任职经验。1225年至1228年间，郑清之在这两个机构供职，正好与李心传首度在两处任职的时间重叠。郑清之少时从学楼昉，担任宰相之后曾上书慨叹“国史浩繁难披阅”，并云：“臣之师臣昉尝纂《十朝撮要》，颇精核。”宋理宗遂下令抄录该书送交朝廷。注737崔、郑二人的紧张关系则可追溯至1234年，当时郑清之将许多心向道学的官僚士夫招入朝廷，开创“小元祐”之治，崔与之却坚辞不仕。李心传没有在“小元祐”时期被召回朝廷，直到1236年郑清之去位，李心传才从四川被召入阙。注738李心传拒绝接受流行于道学学者之间的删节史著体裁，可能是郑清之敌视李心传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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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3 虽然李心传坚持四川学派的史学体裁，但他自很早开始就持续接触道学学说。他接触的道学学说相当广泛，但特别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一脉。然而李心传并不是朱熹的被动追随者。他在史学之外的研究撰述皆说明其为学之深厚广博、兼容并蓄。1216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完成之后，李心传开始集中投入一系列经典注疏的编纂，同年冬天首先完成了赓续乃父之作的《学易编》著述。他承认程朱对《易》学的莫大贡献，但也坚持自家《易》学的独立传统。注739两年后李心传注释《诗经》的著作《诵诗训》竣工。高斯得为李心传这两部经学著作撰写跋文，声称它们纠正了汉唐注释家的谬误，而且“折中张、程、吕、朱之说，经切得当”。注740李心传经学注释特色的种种线索，将他纳入宋代学术主流之中。他娴熟道学诸公之作，但没有专从于福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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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5 学者对区分李心传和同样曾供职秘书省的诸弟李道传(1170-1217)、李性传(1174-1254)对福建学派的看法显得力不从心。李道传和李性传在学术思想方面力主朱熹，与朱熹门人往来密切，尤其是黄榦。黄榦是朱熹指定的继承人，也是朱熹在福建学术遗产的管理人。李道传在1184年即开始研读程颐之作，虽然未曾亲炙，但私淑朱熹之学。注741然而，黄榦与这两位来自四川的朱学热切追随者对于保存、推广朱熹之学的最佳做法却存有重要分歧。他们的不同部分源自两地学术传统的差异。坐拥大量宋史藏书的李氏家族，是蒙古入侵之前四川史学传统的末代巨匠。这些四川学者遭遇在十二世纪末日益普及的道学时，将其固有的历史分析技巧应用于道学。《道命录》即是这种取向的产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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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7 另一部展示了四川学派取向的文献是《朱子语类》，著名的朱熹与门人对答记录的汇编。众所周知，今日通行的《朱子语类》源自1270年版的明代重印本，这个宋本兼容、合成了几个更早的十三世纪版本。第一位朱熹谈话记录的收集者，正是李心传之弟李道传，他在1215年于池州刊印《朱子语录》。黄榦为书撰序，对李道传寻访朱熹门人、取得他们的记录与回忆的勤勉颇表钦佩，但也对整个计划持保留态度，认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注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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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9 1238年，李性传刊印了李道传作品的补编《朱子语续录》，他的《朱子语续录后序》主要针对黄榦的保留态度，捍卫李道传、李心传的贡献。当时黄榦已在十七年前(1221年)去世。李性传云，《朱子语录》问世后，黄榦致书李道传，直言“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对此，李性传指出，除了《四书章句集注》，朱熹重要的经学注疏多数作于1170年代与1180年代，但朱熹并没有把这些著作当成定论，朱熹与门人的对话显示他不断进行修改、发展新的诠释，直至去世。因此，晚于出版著作的对话，地位却较重要。李性传还精明地利用程颐和朱熹来驳斥黄榦的反对。他指出，虽然程颐生前对于辑录自己的对答颇为反感，但朱熹则为此举辩护：“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矣。”李性传也进一步说明倘若没有语录，就无从追索朱熹政治思想的形成轨迹了。最后，李性传承认尚有十卷《语录》因多涉政治机密而“未敢传”，后不慎毁于1231年临安城中的大火。注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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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01 李心传与黄榦曾鱼雁往返，讨论朱熹的语录与已刊著作之间的合宜关系，今日仍可见到此番往来书信之中的一篇。在1219年，李心传致书黄榦，谈到自己的易学研究使他注意到朱熹语录流露的易学见解在许多情况下与完成于1185年的《周易本义》有出入。李心传唯恐这种情况困惑后生学子，遂研拟一部新版《周易本义》：一方面添加语录的资料作为小注，一方面附加“今案”以解决特别困难的问题。黄榦同意《周易本义》确实“有文义未甚安帖处”，也认同李心传提出的版式“不为无补”。注744两人1219年的书信往返确实是语录与已刊稿之间的关系的一次重要讨论。若参及1238年李性传的序文提出《周易本义》是朱熹已刊稿中问题最多的一部，就更加明显了。没有资料说明李心传将新版构思付诸行动。这一空白，加上晚至1238年李性传仍感到有必要维护家族成员对朱熹《语录》的处理，意味着福建学派对以注释和史学方式运用朱熹《语录》的反对，可能比黄榦的回信更为根深蒂固。注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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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03 通过1238年李性传的《朱子语续录》自序和更明显的1219年李心传致予黄榦的书信，我们不难看出四川史家将朱熹的语录视为历史文献，并且计划将之像其他史料那样保存、运用。然而，圣贤传记作者黄榦在同一时期正奋力在《朱熹行状》里呈现朱熹不容置疑的形象。黄榦畏惧朱熹语录的惊人数量与多样性，将导致精心构建的朱熹形象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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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05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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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07 正如《知不足斋丛书》中的传世本《道命录》反映了其元代编者程荣秀的政治世界与思想志向，复原的原本《道命录》则映射出编纂者李心传的社会背景。因此，原本《道命录》透露了同时代十三世纪道学运动的信息，也告诉我们李心传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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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09 原本《道命录》成书于1224至1239年，来自程朱学派尚未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取得胜利的时期，也是见证道学在此前宋代历史的地位尚持续不断的被讨论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道命录》可视为李心传对这一讨论的参与。虽然他认同程朱学派的中心地位，但李心传坚持将这种中心地位置于史学视角。原本《道命录》广泛研究程颐与其门生，详细考证朱熹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收录吕祖谦与张栻的谥议，都指向李心传对道学思想和历史的“宽泛认定”。注746然而，李心传的观点并不流行于1241年与其后。简言之，《道命录》在出版前就过时了。1251年《道命录》初次付梓即开启改编与操作的历程，以符合正统程朱学派的胃口。但是，程荣秀的作品粗制滥造，他割裂李心传的文本，却又不能完全掩蔽《道命录》的原始特征。程荣秀的失败解释了《道命录》何以在理学的全盛期——明代与清初——反趋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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