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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11 所有李心传的传世著作都自称是对各类官修史著的补正，而李心传正是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专职“校勘”官方档案时期着手编纂《道命录》。《道命录》无疑也与这一目的有关。正如李心传在《道命录》自序所述，编纂该书的宗旨是编成道学对宋代政治与统治的有益作用的文件记录。他的主要论点是道学在宋代史上发挥着抵制权臣独裁倾向的作用。鉴于这些权臣对官方档案的不断清洗，这一观点不太可能出现在李心传看到的宋朝官方档案中。因此，情况很有可能是：李心传在1220年代中期即预期《道命录》可作为他个人或日后同僚、继承者所用的蓝图与参照，用以引导道学最终在宋朝国史中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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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13 然而，李心传原稿的未完成状态以及自序内容和题署日期的年代不一致，说明李心传对《道命录》的原有前提失去信心。1220年代与1230年代之际，史弥远体系的专制特性和李心传对此的反弹皆日趋强烈，至1233年二者的紧张关系以李心传罢职离朝达到顶点。此后，受史氏门生郑清之的上台及虚伪的“小元祐”时期，大臣的专权趋势几无变动。李心传心中的根本矛盾是：道学的政治际遇在这段期间却持续上升。李心传在《道命录》中推测道学与独裁不能相容，但1230年代的诸多事件不仅未能验证他的推测，看来恰恰相反：专制者攫取的权力越大，就越支持道学。这两个向量在1241年交会了——道学在独相史嵩之的主导下获得政府的认可。《道命录》突然在1239年5月“完稿”，最宜理解为李心传针对1239年1月史嵩之位居宰相而做出的回应。《道命录》自序反复强调“惇、京、桧、侂”相继执政造成的危害，正是要诱使读者将这个序列延展到史嵩之，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而且，序文着重道学运动的反叛者，意在突出李心传的信念：尽管1230年代道学的政治前景看似光明，但真正的道学学者与专制权臣不可能结成同盟。《道命录》隐含了与专擅权臣相结的道学学者即不忠于道学运动的讯息，无怪乎这部著作注定在后世遭遇修改与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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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15 道学在1241年得到官方认可是福建学派的胜利，因为宋朝政府接受朱熹重构的十一世纪的道学系谱，并承认那些学说单线传承至朱熹本人。在《道命录》中，李心传谨慎地避免批评朱熹或福建学派。然而，他小心但坚定而专业地试图修正朱熹的圣贤传记，他的家人致力于纂辑《朱子语录》的长期而具争议性的经历，以及他拒绝接受福建学派的史学编纂，皆表明李心传对于当时道学运动发展动向的日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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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17 最终，正是道学——这场卓越史家李心传曾努力记录、理解的运动——的日渐普及，将李心传逼入了难以为继的位置：尽管他以不同程度的热忱接受道学的基本思想和政治立场，但他明确拒绝道学式的史学书写，这种书写方式违背了他的天性，也不容于他本地的学术传统。原本《道命录》必须被看做这些彼此冲突的力量的共同产物。李心传以对道学史核心文件谨慎小心的注释，试图保存并修正朱熹和朱熹门人为了福建学派的利益而已然开始歪曲、塑造的记载。李心传《道命录》自序里的沮丧语调，不仅显示他对道学理想被政治操弄感到失望，也表露了李心传对于其自身的历史编纂传统正由于道学理想的拥护者而逼近消亡的绝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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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19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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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21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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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323 以下表格是我阅读现存各版本《道命录》并参照各平行文本(正文已经详细讨论)的结果。第一栏提供的信息：每一个条目的连续编号，它们在《知不足斋丛书》本的位置(页码)，文件的作用、题名与日期。日期摘自文件本身。有些文件缺乏完整日期或日期的月、日，则使用其他资料提供的完整日期或月、日，置于方括号中。特别说明：编号前方如有“*”，表示该条目在本文正文多有详细讨论；如果有“＃”，则表示该条目包含了“故此疏遂上”之类的文字；如果有“°”，则代表该条目包括一个圆形分隔符号。文件1-34的表格的第二、第三栏，指出该文件和该文件的评注是否保存在《永乐大典》。第四、第五栏呈现我对于今本《道命录》——也就是《知不足斋丛书》本——的文件和评注的情况的意见。文件35-51的表格的第二、第三、第四栏，指出各文件与评注在叶公回《朱子年谱》、《庆元党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对应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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