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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与黄榦曾鱼雁往返,讨论朱熹的语录与已刊著作之间的合宜关系,今日仍可见到此番往来书信之中的一篇。在1219年,李心传致书黄榦,谈到自己的易学研究使他注意到朱熹语录流露的易学见解在许多情况下与完成于1185年的《周易本义》有出入。李心传唯恐这种情况困惑后生学子,遂研拟一部新版《周易本义》:一方面添加语录的资料作为小注,一方面附加“今案”以解决特别困难的问题。黄榦同意《周易本义》确实“有文义未甚安帖处”,也认同李心传提出的版式“不为无补”。注744两人1219年的书信往返确实是语录与已刊稿之间的关系的一次重要讨论。若参及1238年李性传的序文提出《周易本义》是朱熹已刊稿中问题最多的一部,就更加明显了。没有资料说明李心传将新版构思付诸行动。这一空白,加上晚至1238年李性传仍感到有必要维护家族成员对朱熹《语录》的处理,意味着福建学派对以注释和史学方式运用朱熹《语录》的反对,可能比黄榦的回信更为根深蒂固。注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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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238年李性传的《朱子语续录》自序和更明显的1219年李心传致予黄榦的书信,我们不难看出四川史家将朱熹的语录视为历史文献,并且计划将之像其他史料那样保存、运用。然而,圣贤传记作者黄榦在同一时期正奋力在《朱熹行状》里呈现朱熹不容置疑的形象。黄榦畏惧朱熹语录的惊人数量与多样性,将导致精心构建的朱熹形象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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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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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知不足斋丛书》中的传世本《道命录》反映了其元代编者程荣秀的政治世界与思想志向,复原的原本《道命录》则映射出编纂者李心传的社会背景。因此,原本《道命录》透露了同时代十三世纪道学运动的信息,也告诉我们李心传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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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道命录》成书于1224至1239年,来自程朱学派尚未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取得胜利的时期,也是见证道学在此前宋代历史的地位尚持续不断的被讨论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道命录》可视为李心传对这一讨论的参与。虽然他认同程朱学派的中心地位,但李心传坚持将这种中心地位置于史学视角。原本《道命录》广泛研究程颐与其门生,详细考证朱熹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收录吕祖谦与张栻的谥议,都指向李心传对道学思想和历史的“宽泛认定”。注746然而,李心传的观点并不流行于1241年与其后。简言之,《道命录》在出版前就过时了。1251年《道命录》初次付梓即开启改编与操作的历程,以符合正统程朱学派的胃口。但是,程荣秀的作品粗制滥造,他割裂李心传的文本,却又不能完全掩蔽《道命录》的原始特征。程荣秀的失败解释了《道命录》何以在理学的全盛期——明代与清初——反趋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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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李心传的传世著作都自称是对各类官修史著的补正,而李心传正是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专职“校勘”官方档案时期着手编纂《道命录》。《道命录》无疑也与这一目的有关。正如李心传在《道命录》自序所述,编纂该书的宗旨是编成道学对宋代政治与统治的有益作用的文件记录。他的主要论点是道学在宋代史上发挥着抵制权臣独裁倾向的作用。鉴于这些权臣对官方档案的不断清洗,这一观点不太可能出现在李心传看到的宋朝官方档案中。因此,情况很有可能是:李心传在1220年代中期即预期《道命录》可作为他个人或日后同僚、继承者所用的蓝图与参照,用以引导道学最终在宋朝国史中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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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心传原稿的未完成状态以及自序内容和题署日期的年代不一致,说明李心传对《道命录》的原有前提失去信心。1220年代与1230年代之际,史弥远体系的专制特性和李心传对此的反弹皆日趋强烈,至1233年二者的紧张关系以李心传罢职离朝达到顶点。此后,受史氏门生郑清之的上台及虚伪的“小元祐”时期,大臣的专权趋势几无变动。李心传心中的根本矛盾是:道学的政治际遇在这段期间却持续上升。李心传在《道命录》中推测道学与独裁不能相容,但1230年代的诸多事件不仅未能验证他的推测,看来恰恰相反:专制者攫取的权力越大,就越支持道学。这两个向量在1241年交会了——道学在独相史嵩之的主导下获得政府的认可。《道命录》突然在1239年5月“完稿”,最宜理解为李心传针对1239年1月史嵩之位居宰相而做出的回应。《道命录》自序反复强调“惇、京、桧、侂”相继执政造成的危害,正是要诱使读者将这个序列延展到史嵩之,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而且,序文着重道学运动的反叛者,意在突出李心传的信念:尽管1230年代道学的政治前景看似光明,但真正的道学学者与专制权臣不可能结成同盟。《道命录》隐含了与专擅权臣相结的道学学者即不忠于道学运动的讯息,无怪乎这部著作注定在后世遭遇修改与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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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在1241年得到官方认可是福建学派的胜利,因为宋朝政府接受朱熹重构的十一世纪的道学系谱,并承认那些学说单线传承至朱熹本人。在《道命录》中,李心传谨慎地避免批评朱熹或福建学派。然而,他小心但坚定而专业地试图修正朱熹的圣贤传记,他的家人致力于纂辑《朱子语录》的长期而具争议性的经历,以及他拒绝接受福建学派的史学编纂,皆表明李心传对于当时道学运动发展动向的日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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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正是道学——这场卓越史家李心传曾努力记录、理解的运动——的日渐普及,将李心传逼入了难以为继的位置:尽管他以不同程度的热忱接受道学的基本思想和政治立场,但他明确拒绝道学式的史学书写,这种书写方式违背了他的天性,也不容于他本地的学术传统。原本《道命录》必须被看做这些彼此冲突的力量的共同产物。李心传以对道学史核心文件谨慎小心的注释,试图保存并修正朱熹和朱熹门人为了福建学派的利益而已然开始歪曲、塑造的记载。李心传《道命录》自序里的沮丧语调,不仅显示他对道学理想被政治操弄感到失望,也表露了李心传对于其自身的历史编纂传统正由于道学理想的拥护者而逼近消亡的绝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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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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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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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是我阅读现存各版本《道命录》并参照各平行文本(正文已经详细讨论)的结果。第一栏提供的信息:每一个条目的连续编号,它们在《知不足斋丛书》本的位置(页码),文件的作用、题名与日期。日期摘自文件本身。有些文件缺乏完整日期或日期的月、日,则使用其他资料提供的完整日期或月、日,置于方括号中。特别说明:编号前方如有“*”,表示该条目在本文正文多有详细讨论;如果有“#”,则表示该条目包含了“故此疏遂上”之类的文字;如果有“°”,则代表该条目包括一个圆形分隔符号。文件1-34的表格的第二、第三栏,指出该文件和该文件的评注是否保存在《永乐大典》。第四、第五栏呈现我对于今本《道命录》——也就是《知不足斋丛书》本——的文件和评注的情况的意见。文件35-51的表格的第二、第三、第四栏,指出各文件与评注在叶公回《朱子年谱》、《庆元党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对应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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