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553251e+09
1707553251 《道命录》第5号文件是1094年范祖禹(1041-1098)上书请求再召程颐任经筵官的奏章。这份奏章对于后世程颐的形象关系重大，因为该奏章驳斥之前对程颐的“毁谤”，建立了程颐身为一位单纯贤明的处士形象。正因如此，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大段引用了范祖禹的奏章。李心传也将范祖禹全文奏章用作第5号文件，但在评注中尖锐地强调，范祖禹上奏本质上是孤注一掷而徒具象征意义的——范祖禹其实是在元祐体制的最后一天上呈此奏，当时他本人将要离朝赴地方任职，而章惇已经准备独居相位。简单的说，这份奏章完全不可能被批准。在一段被程荣秀删除的原本《道命录》的重要文字中，李心传讲述：在1086年至1087年程颐任经筵官期间，他对时任言官的两位门生朱光庭与贾易的控制，导致了台谏中的不和，也招来其他言官的交章指责。李心传还述及宣仁太后反对程颐的指导，并且认为程颐对皇帝不敬。程荣秀删除这两段记述的原因十分明显，两则记载都指出程颐远离元祐体制的主流。宣仁太后持续支撑元祐体制，日后又遭到反元祐势力的毁谤，这让她成为后世道学式历史中的英雄。宣仁太后不满程颐，遂格外突显程颐不为其他元祐诸贤所容，这不是程荣秀想要传达的图景。注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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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3 第3号文件是1087年8月孔文仲(1037-1087)弹劾程颐的奏章，其评注为《道命录》中篇幅最长、内容也最复杂的评注之一。该评注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程颐与苏轼(1037-1101)的紧张关系。注718两人的宿怨使人不由得严重质疑程颐的人品，当时的文献轶事对此也绘声绘色。这也是李心传与朱熹记载迥异之处。朱熹厌恶苏轼素为人所共知，厌恶之情部分源自朱熹削弱苏轼与其同道对道学奠基人的抨击的需要。朱熹与李心传的叙述都将两人之争归因于程颐企图拓展经筵传统上限于对经典做颇为乏味的解释的做法，加入经筵官向皇帝提供对政策的具体评论。至此，朱熹断论“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雠，与其党类巧为谤诋”。所谓“以文章名世者”无疑指苏轼。李心传在《道命录》沿用朱熹之语直到“疾之如雠”，但删去了最后一句“与其党类巧为谤诋”，代之以“而先生始不安矣”。注719李心传此番改动表明了对朱熹界定攻击程颐即为“谤诋”的不满，宣称个人所述是比较持平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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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5 李心传的持平立场，在他描述程颐、苏轼在司马光丧礼与神宗忌日馔食上的著名冲突时，立即显现出来。朱熹对这些事件的记载主要根据程颐门人杨时的《龟山语录》，李心传则依据各种可用的史料。注720李心传也提供了程颐上书建议改动朝仪而朝廷“皆不纳”的记载，这一事实无关痛痒，但朱熹并未提及。李心传针对朱熹《伊川先生年谱》所做的多处修正，构成了非常有价值的“考异”，如程敏政即“附著”李心传的修正于《伊川先生年谱》，并推荐给《程氏贻范集》的读者。注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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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7 《道命录》还包含了重要证据，证明程学在南宋早期的传播远比后世程朱理学认为的更广泛和多元。我们知道，朱熹致力于消除这一时期学说、政治都不受欢迎的道学门徒，创造一个有序而纯净的从程颐至朱熹本人的传承系谱。注722《道命录》第16号条目收录一份很长的二程门人名录，前已指出这份名录可能源自1130年代的时人文献，因此早于日后调整学术系谱的努力。这份名录与李心传完成于1202年的《朝野杂记·甲集》第6卷《道学兴废》中的名录极为相似，但《道命录》的人名多出许多，注723包含不入元祐党籍与在北宋晚期反道学氛围中仍官运亨通的人物。其中也有很多人物未见于程朱学派的学术史著作，像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晚宋朱熹外孙李幼武编纂的多种言行录。注724相反，大部分《道命录》胪列的二程门生可见于熊节在十三世纪早期完成的《性理群书》的传承系谱，该书定然为李心传所知。注725为确定二者间的变化如何反映了编者于道学学说和历史的关切，需要对两份名单进行全面的研究。然而，毋须怀疑：李心传《道命录》第16号文件评注中的名录，反映出他对程学早期传承采用广阔而包容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植于李心传对程学与南宋初期的复杂政局相互作用的历史理解，也和其他十三世纪早期学者的观点(如熊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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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9 总结李心传对程颐与早期道学史所持的看法，则李心传完全接受二程为道学运动的思想奠基者。然而，李心传也承认程颐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无能。尽管程颐有司马光襄助，却未能跻身元祐体制；程颐在章惇、蔡京主政时期所受的迫害，比起如苏轼等其他人也轻得多。程学在北宋末年虽然传播快速，却也杂乱无章。至1130年代早期，许多人自诩为程学门人，但他们之间对程学缺乏共识，也没有凝聚力。这种冷静而历史学的观点，并不适合程荣秀用来纪念他的烜赫先祖。程荣秀通过一步步的编辑，力图使李心传的叙述更加贴合自朱熹以来程朱学脉中发展的程颐形象。如前所述，程荣秀新增文件，删节或增添李心传原注。改编后的《道命录》软化了李心传的看法，并且扶植了程颐对元祐体制不可或缺、朝廷的迫害主要针对道学门人的看法。诚然，李心传在《道命录》自序同样认为元祐党人遭到迫害是道学早期发展的核心事件；但是，对程颐在事件中的地位，李心传的记载是本着专业史家的态度，基于仔细的史料检讨而得出的。朱熹的记载则出自圣贤传记作者的立场，他突出那些利于他的构想的文献，贬低没有这种作用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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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1 以上已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李心传道学史观的第一阶段，以及程荣秀如何设法改变那种见解。接下来本文只简短谈及《道命录》的第三阶段即庆元时期的观点，因为程荣秀操作这部分材料的范围与技巧，和他对第一阶段的尝试相仿。本文附录显示，除了尚有疑问的第30、31、32号文件，程荣秀至少增添了六份文件(第29、35、40、41、42、48号)。所有增补的文件(第48号文件除外)或为朱熹所作，或与朱熹有关。前文亦已论及程荣秀如何重排原始评注、增加新史料以形成新增文件的伪评注。这些改动最终极大地增强了朱熹在叙述中作为参与者的印象，也使朱熹的经历在道学发展史的第三阶段更加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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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3 另一个与庆元时期的材料有关的议题是李心传对韩侂冑作用的分析。李心传《道命录》自序里的韩侂冑，是最后一位镇压道学的权臣。然而，在前文对《道命录》第51号条目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程荣秀删除了原评注将废弛伪学禁令归功于韩侂冑的段落。第49号文件是1199年的一份奏章，请求为已悔改的伪学之徒恢复名誉，其评注也显示李心传以其一贯的风格对韩侂胄的作用做了既精微又颇具史识的评估。李心传说明，随着佐理韩侂冑主导禁斥伪学的大臣离朝，他“稍厌前事”，转而“建极用中”，作为他中意的伪学之徒回朝任职的理由。这模仿了建中靖国年间(1101-1102)的类似政策，当时曾布主政，为了终止第一阶段的元祐党禁，追求政治上的缓和与中间路线。根据这两份文件的评注(第49、51号)，我们也许可以认定：李心传认为韩侂冑应该为他开启伪学禁令而受谴责，但不认为他实际施行迫害；韩侂冑效仿北宋前例中止了伪学禁令。注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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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5 李心传与朱熹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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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7 传世本《道命录》后半部包含了连缀不断的朱熹传记，其性质及讨论范围和前半部的程颐传记相仿。程颐与朱熹是《道命录》慨然给予传记式关注的唯二人物，这个特征无疑反映李心传是以两人为道学史的核心人物。朱熹传记散见于《道命录》第29、30、31、32、33、35、37、50、52号条目的评注。即使排除经过增添、改动的条目(第29、31、32、33、35号，52号也有可能)，仍有足够的原始条目(第30、37、50号)提供了由评注串联构成的长篇朱熹传记。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三个文件都在更广阔的国家议题背景中谈论朱熹。前已述及，与朱熹有关的续增文件狭隘地聚焦于朱熹经历的细节，不过是程荣秀用来搭载他真正关切的伪批注的工具。这三个条目标文档的性质则完全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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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9 非常幸运，《道命录》中朱熹传记的第一个部分出现在第29号条目，能见于《永乐大典》。比较《永乐大典》此条朱熹传记的史料与传世本《道命录》的朱熹史料，也显示了前文论及的差异：《永乐大典》提供了更优的文本，记日精确而有序，对官职一丝不苟的关注。《永乐大典》这段文本涵盖的朱熹传记截至1183年，是评判不见于《永乐大典》的其他朱熹传记文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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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1 李心传在《道命录》呈现的朱熹传记，应与他更早完成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的朱熹传记一并讨论。注727《朝野杂记》的朱熹传记篇文章大约作于1211年或1212年，早于黄榦的《朱熹行状》与李方子《紫阳年谱》，是现存最早的朱熹传记。朱熹的传记作者大多忽略了李心传所作的两份朱熹传记。注728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疏漏，因为李心传《朝野杂记》与《道命录》中的朱熹传记，不仅是理解李心传对朱熹的看法的关键，更如下文将会指出的，对理解十三世纪朱熹传记的形成也极其重要。完整研究李心传的两篇朱熹传记、黄榦的《朱熹行状》和李方子的朱熹《年谱》非本文力所能及，在此仅简要介绍这一问题，并检讨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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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3 李心传较早的《朝野杂记》朱熹传记，以全文首句，题为《晦庵先生非素隐》。典出《中庸》：“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朱熹则作出了新的解读。注729李心传的传记以“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开篇。结尾则是李心传自述撰写朱熹传记的目的在于使“后有学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整体来说，李心传的第一篇朱熹传记不是对朱熹生平事迹的大力支持。开篇似乎直指那些将朱熹经常辞免官职解读为隐世倾向之人。李心传竭力坚持并非如此，事实上朱熹和孔子一样，希望自身的学问能成为政治现实，只是从未得偿所愿。李心传的结论则显得语焉不详，留待后人评定朱熹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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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5 《道命录》的朱熹传记晚于《朱熹行状》和《紫阳年谱》，虽然受到后两者的影响，但对于朱熹生平的基本观点却与前一篇传记无甚差别。《道命录》的朱熹传记专注朱熹的仕宦生涯。李心传从朱熹行状、年谱撷取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再将之与自己的旧作结合。《永乐大典》中这篇传记的起始部分展现了比其他早期朱熹传记更加具体的记日，说明李心传在1226年抵达临安后持续在官方档案中检阅与朱熹仕宦生涯有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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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7 大体上，李心传的朱熹传记披露了较多朱熹得到的有力政治奥援，以及朱熹政治上的错估乃至失败。这和朱熹行状、年谱中的缄默、含糊其辞形成尖锐的对比。比较这四种朱熹传记与《宋史·朱熹传》，会发现这部官方正史依从的是李心传而非行状、年谱。陈荣捷曾断然宣称黄榦的《朱熹行状》是《宋史·朱熹传》的基础。注730然而，仔细比对上述文献，将揭示十三世纪早期的朱熹传记存在两种不同的书写传统，并显示《宋史·朱熹传》代表着融合两种传统的尝试。为求方便讨论，本文考虑了这两种传统各自的撰述取向，分别称为“史学传统”与“圣贤传记传统”。一般认为，《宋史》的编纂团队倾向于支持道学。即便如此，《宋史·朱熹传》仍保有李心传书写传统中的许多内容。《宋史·朱熹传》的许多语言要追溯到早期李心传撰写的两篇朱熹传记，而非“圣贤传记传统”的文本。两个来自《永乐大典》的《道命录》条目的案例足以说明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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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9 1163年3月，朱熹受召赴阙。朱熹起初一度辞谢，最终还是前往临安。辞谢为《永乐大典》的《道命录》记载，程荣秀则删去此事。1163年11月，朱熹入殿朝见，进呈了数道关于教育、外交政策的奏章。然而朱熹的议论未被接受，仅被任命为武学博士，他并未就职。朱熹行状与年谱都长篇引用了所上奏章，却无一词及于朱熹的助力与阻力的来源。唯有《道命录》的朱熹传记记载朱熹之受召赴阙实蒙当时的独相陈康伯(1097-1165)推荐；也唯有《朝野杂记》的朱熹传记记载阻力来自汤思退，他自1163年7月任宰相，于1164年去世。注731换言之，圣贤传记式的书写传统满足于将朱熹奏章的引文单独用作朱熹思想的表达。从李心传所撰则能意识到：朱熹被召入阙实为陈康伯代表的主战派与汤思退代表的主和派间更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陈康伯担任独相时邀朱熹赴阙，但朱熹抵京时汤思退亦已任相，领导着阻挠陈康伯企图授予朱熹重要职务的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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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1 与1163年朱熹赴阙之事类似，所有史料都记载朱熹在1167年被荐为枢密院编修官，但只有李心传的朱熹传记和《宋史·朱熹传》提到推荐朱熹的大臣是参知政事陈俊卿(1113-1186)与刘珙(1122-1178)。同样的，《道命录》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皆记载1170年12月胡铨举荐朱熹与王庭珪为官，但朱熹因在母丧中而推辞。此次被荐不见于“圣贤传记传统”的朱熹传记，倒是出现在《宋史·朱熹传》中。注732胡铨支持朱熹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它突出了朱熹与主战派的政治联系以及对前相秦桧的主和政策的反对。注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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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3 “史学传统”与“圣贤传记传统”间的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差异和删略，数目之多足以汇集成编。不过，笔者相信以上案例足以说明这两种书写传统的基本差异。黄榦著名的朱熹行状跋语驳斥了行状草稿遭受的许多批评，并阐述了撰写过程的艰辛。批评包含认为行状不需要包含详尽的日期，以及不需记载朱熹屡次辞官。注734黄榦在跋语里为自己的朱熹行状定稿反驳这两点及其他批评。但是，传世的朱熹行状反映“圣贤传记传统”对形象正确的关注超过了“史家传统”对细节的重视。李心传在看过朱熹行状(可能也看过《紫阳年谱》)之后，感到有必要在《道命录》里重新编著朱熹生平的详细记载，正显示出李心传对行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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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5 黄榦的朱熹行状期望为朱熹做到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对程颐所做的：清除不必要的政治包袱，赋予其古典圣人的气质，以内在的完美抵抗宋代政治生活的无常。身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李心传可不这么认为，手中的材料告诉他朱熹事实上“非素隐者也”。朱熹就像许多古代圣人一样积极地参与当时政治，只是他彻底失败了——至少1239年时李心传看来是这样。李心传的两篇朱熹传记与《宋史·朱熹传》之间的许多文本关联指出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考虑到李心传与他的助手们在南宋晚期修纂的宋朝国史和1345年纂成的《宋史》之间的延续性，这并不出人意料。“圣贤传记传统”与这种“史学传统”的对抗，清楚表现在朱熹学脉中朱熹行状所受的奉承乃至尊崇上，同时也体现在《宋史·朱熹传》的边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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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7 李心传与福建的道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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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89 在《宋史·朱熹传》中交融合会的“圣贤传记传统”与“史学传统”，正好和十二世纪晚期、十三世纪早期两个区域性史学编纂传统有着紧密相关。由朱熹与其及门弟子引领的福建道学学派发展出一种史学编纂类型，此类史著及体裁是专为阐述和拥护道学的道德训诫而设计的。这类新史学与当时业已存在的四川学派在原则和实践上都迥然不同。四川史学学派的起源先于道学之兴，李心传即从属这一阵营。笔者已在本书其他文章中详细阐述：福建学派创造的精简史学体裁，如纲目体、纪事本末体，促成关注于推广道学道德价值的删节本史书的产生。结果，充满四川史学学派特色的史料汇编巨制如李焘在1183年完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转趋失势而不受欢迎，因为它们的冗长、翔实遮盖了福建史家试图传达的道德信息。注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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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1 两种史学书写取向的冲突，也许令李心传的仕途变得复杂。李心传的传世著作及亡佚著作的标题显示他未曾采用福建学派的精简体裁。注736有证据指出李心传和崔与之在政治上关系紧密，李心传首次受荐为史官即得力于崔与之。后来在1236年9月，崔与之继踵郑清之被任命为宰相。郑清之在1233年10月接替史弥远的相位。一如许多宋代宰执，郑清之在秘书省、史馆有丰富的任职经验。1225年至1228年间，郑清之在这两个机构供职，正好与李心传首度在两处任职的时间重叠。郑清之少时从学楼昉，担任宰相之后曾上书慨叹“国史浩繁难披阅”，并云：“臣之师臣昉尝纂《十朝撮要》，颇精核。”宋理宗遂下令抄录该书送交朝廷。注737崔、郑二人的紧张关系则可追溯至1234年，当时郑清之将许多心向道学的官僚士夫招入朝廷，开创“小元祐”之治，崔与之却坚辞不仕。李心传没有在“小元祐”时期被召回朝廷，直到1236年郑清之去位，李心传才从四川被召入阙。注738李心传拒绝接受流行于道学学者之间的删节史著体裁，可能是郑清之敌视李心传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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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3 虽然李心传坚持四川学派的史学体裁，但他自很早开始就持续接触道学学说。他接触的道学学说相当广泛，但特别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一脉。然而李心传并不是朱熹的被动追随者。他在史学之外的研究撰述皆说明其为学之深厚广博、兼容并蓄。1216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完成之后，李心传开始集中投入一系列经典注疏的编纂，同年冬天首先完成了赓续乃父之作的《学易编》著述。他承认程朱对《易》学的莫大贡献，但也坚持自家《易》学的独立传统。注739两年后李心传注释《诗经》的著作《诵诗训》竣工。高斯得为李心传这两部经学著作撰写跋文，声称它们纠正了汉唐注释家的谬误，而且“折中张、程、吕、朱之说，经切得当”。注740李心传经学注释特色的种种线索，将他纳入宋代学术主流之中。他娴熟道学诸公之作，但没有专从于福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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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5 学者对区分李心传和同样曾供职秘书省的诸弟李道传(1170-1217)、李性传(1174-1254)对福建学派的看法显得力不从心。李道传和李性传在学术思想方面力主朱熹，与朱熹门人往来密切，尤其是黄榦。黄榦是朱熹指定的继承人，也是朱熹在福建学术遗产的管理人。李道传在1184年即开始研读程颐之作，虽然未曾亲炙，但私淑朱熹之学。注741然而，黄榦与这两位来自四川的朱学热切追随者对于保存、推广朱熹之学的最佳做法却存有重要分歧。他们的不同部分源自两地学术传统的差异。坐拥大量宋史藏书的李氏家族，是蒙古入侵之前四川史学传统的末代巨匠。这些四川学者遭遇在十二世纪末日益普及的道学时，将其固有的历史分析技巧应用于道学。《道命录》即是这种取向的产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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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7 另一部展示了四川学派取向的文献是《朱子语类》，著名的朱熹与门人对答记录的汇编。众所周知，今日通行的《朱子语类》源自1270年版的明代重印本，这个宋本兼容、合成了几个更早的十三世纪版本。第一位朱熹谈话记录的收集者，正是李心传之弟李道传，他在1215年于池州刊印《朱子语录》。黄榦为书撰序，对李道传寻访朱熹门人、取得他们的记录与回忆的勤勉颇表钦佩，但也对整个计划持保留态度，认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注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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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99 1238年，李性传刊印了李道传作品的补编《朱子语续录》，他的《朱子语续录后序》主要针对黄榦的保留态度，捍卫李道传、李心传的贡献。当时黄榦已在十七年前(1221年)去世。李性传云，《朱子语录》问世后，黄榦致书李道传，直言“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对此，李性传指出，除了《四书章句集注》，朱熹重要的经学注疏多数作于1170年代与1180年代，但朱熹并没有把这些著作当成定论，朱熹与门人的对话显示他不断进行修改、发展新的诠释，直至去世。因此，晚于出版著作的对话，地位却较重要。李性传还精明地利用程颐和朱熹来驳斥黄榦的反对。他指出，虽然程颐生前对于辑录自己的对答颇为反感，但朱熹则为此举辩护：“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矣。”李性传也进一步说明倘若没有语录，就无从追索朱熹政治思想的形成轨迹了。最后，李性传承认尚有十卷《语录》因多涉政治机密而“未敢传”，后不慎毁于1231年临安城中的大火。注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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