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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后继者对宋代朝廷修史机构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影响力最终体现在1345年的《宋史》中。影响力的累积过程是复杂的。一方面，朱熹成为核心，他的地位被夸大，与他有关的历史人物被重新评价，而他对手的地位被贬低了。注770另一方面，为了隐藏他的失败之处和他与“职业官僚”的联系，他的实际政治活动又经常被掩饰。注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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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非常清楚《宋史》中过分抬高朱熹的倾向，但他却并没有因此修正他的描述。比如，赵汝愚的墓志铭由他的好友刘光祖写成，在墓志中，作者列出了一系列赵汝愚的“师友”，包括汪应辰、李焘、王十朋、胡铨、林光朝、张栻、尤袤、朱熹及吕祖谦。名单中所列出的人物在思想和出身地域上的多样性也证明了赵汝愚在学术上的广阔基础。而《宋史》中赵汝愚的传记却修改了这个名单：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这种新的排列顺序尤其抬高了道学人物(张栻、朱熹、吕祖谦)，并给人产生一种印象：道学决定了赵汝愚的思想发展。余英时先生知道这两个不同的名单，但却由于认定墓志铭的人名顺序排列依据的只是个人资历高下，因此不予采用，而是引用了《宋史》的名单，并用此来证明赵汝愚和理学家的关系比周必大和留正更加密切(II.20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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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相信他的观点全部来自原始材料，因而是可靠的，余先生很充分地引用和解释了这些材料。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让该书看起来似乎比较可靠。但是葛兆光和杨儒宾已经指出了余先生用材料附和他先入为主的预设。注772书中的用语可以提供大量的证据来支持两位学者的看法。对如道学、理学、士大夫等宋代词汇根本的理解差异，长期困扰了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余先生用两种方法处理这种混乱。首先，他把“道学”和“理学”等同起来。然后他把宋代对“士”和“士大夫”的用法混同起来，进而把它们都等同于一个现代的概念——“士阶层”。 这种语言上的技巧让余先生可以从他引用的材料中提炼出广泛适用的结论，尽管对具体材料的仔细阅读有时不会支撑余先生的这些结论。只有抹去“道学”与“理学”概念间的差异，而且只有通过把它们结合成一体，然后把它们的意思扩大化，余先生才可能建立起他的总体分期论，并夸大那个谱系在宋代儒学发展中的中心地位(II.12-13; 389-390)。“道学”是作为一个具有嘲弄性的政治术语在1170年代凸显出来的，思想层面的意旨很不明确。“理学”则是十三世纪的概念(朱熹很少用到它)，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免受“道学”这样名声不大好的称呼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将程-朱的谱系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当然，现代学者在运用概念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它们原有的意思，而且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汇的意思也是灵活的。但是余英时先生却扩展了这两个概念的意思并把他们等同起来，进而用这些扩大的意思去解读宋代材料，这样问题就发生了。注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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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士大夫”在宋代也是一个模糊的名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有官品的官员注774。因此，余先生在讨论文彦博在和神宗谈话这个问题时，承认“此处 ‘士大夫’一词的涵义很狭， 特指负责全国政事的官员，包括朝廷至各级地方政府。”(北京版第一卷221页)。但是翻过四页，他又使用现代汉语中的“士阶层”一词，把文彦博的话的意思从需要和“官员”共治天下变为需要和“知识阶层”共治天下。余先生不断地利用“士”在宋代文本中的模糊意义，将其理解为官员，或者思想家，或者精英，以暗示宋代的士等同于现代中国的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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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对文献完整性的忽视远不止是对一两个名词而言。尽管旁征博引，可很多关键的观点却建立在很薄弱的基础上。比如在1180年晚期，孝宗皇帝考虑到退位，让周必大继续作宰相，余先生称这样周必大就可以与理学家形成联盟来引导下一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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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引用了李壁(1159-1222)所写的周必大的传记作为证据，其中孝宗对周必大说“卿须且留数年”。但是余先生没有提到其它四种材料，包括李心传所写的较权威的材料，这些材料中都写道“卿须少留”注775。这两种说法的差别是关键的，前一段让周必大逗留时间长的材料可以支持余英时的说法，后一段则不可。平心静气地审视这些材料就可以知道后一段材料其实更有道理。但余先生却很快判断说前一段材料较为“合理”(II.193-194; 534)。同样，在整个两卷中，余先生都比较草率地按照自己的需要解决类似的文献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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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宋代史料丰富，而这些丰富的史料经常可以包含对同一事件的文本上相关的多种说法。学者如果忽视了这样的多样性，就会有危险。当余先生只引用众多材料中的一种，或者他只引用被先前的学者改造过的材料的时候，他对历史的叙述就会受到扭曲。同时，他自己对史料的裁剪也会影响那些疏忽的学者。我分别举例说明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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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将朱熹视为理学群体的思想领袖，他把对朱熹的反对也视为这种领导地位的证据。在1178年，新的宰相史浩(1106-1194)希望授予朱熹朝官，但是一些人建议将朱熹外放，朱熹因此被任命为知南康军。余先生是从清代王懋竑 (1668-1741)的《朱子年谱》引用这个材料的。材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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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处以外郡。于是差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王懋竑：《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998，卷2，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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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由此说在这些建议后面隐藏着“反对派士大夫的精心设计”来反对朱熹得到朝廷的职位(I.456-457; 342-343)。可是李心传在1211年写的朱熹的传记中有对同一个事件更加详细的记载。这里具体的建议者是赵雄(1129-1193)，当时为副相，为史浩的政治盟友。他们间完整的对话说明这两个政治家一方面希望把朱熹引入行政体制中，另一方面却对朱熹过于坦率的性格比较担心。材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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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春，史魏公复相，首务进贤，以先生屡召不赴也，必欲起之，始议除中都官，赵卫公时为参知政事，谓史公言：“不若以外郡处之，待之出于至诚，彼自无词，然其出必多言，姑安以待之可也。”乃除之南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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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的这段完整的叙述可以削弱余先生的两个观点：至少在1178年前并没有什么政治党派把朱熹视为领袖，也没有什么反对朱熹的党派。余先生过分相信明代和清代理学传记作家了，这些作家把像李心传所写的材料裁剪了，去掉了材料中人物在任命朱熹问题上表现出的犹豫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权衡。注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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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自己晚年对孝宗的看法可以从《语类》中看到。而余先生用这些看法提供的线索来支持他的观点，即孝宗非常倾向道学。1191年后，一个材料将孝宗描述成为一位有智慧却又惰于卷入纷争的君主。(参见《朱子语类》卷127，页3061的记载)材料集中讨论了孝宗不大情愿把大臣王淮(1126-1189)赶走的情况，而余先生把王淮视为反朱熹的官僚集团的领袖。朱熹说孝宗“后来欲安静, 厌人唤起事端,且如此打过”。余先生对这段材料进行了细致的说明(I.467; 351)，但是他去掉了材料中的结论部分：“大抵作事不出于义理而出于血气, 久之未不消铄者。”注777这个部分总结了之前对王淮离开的讨论。这段话显示出的孝宗晚年的特质很难和余先生塑造的那个有志于转变政策、建立新的政府和恢复北方的孝宗搭边。所有的学者要想引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话，恐怕要去好好核对余英时先生用来支持他观点的那些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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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宾先生认为余英时处理了他引用的材料，以使之与他预设的观点达成一致，这些观点使理学脱离开了其精神实质。但我觉得细心的读者可以感觉到余先生更高远的想法。他采用了借古喻今的做法，这是来自传统的书写历史的方法，它建立起一种古代和现代隐约的联系(I.259, 281; 188, 207)。用这种传统的做法，余先生在他的书中在一些重要的位置引用了一系列的材料，这些材料建立了宋代和当代中国间隐约的对应关系。这些材料建立了一个庞大又若隐若现的结构，这些结构笼罩和支配着全书的正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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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1890-1969)有两段基本的论述，将宋代视为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学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并将中国文化从五代时期的黩武和喧嚣中留存下来(I.390, 424, II.45; 290-291, 316-317, 417)。余先生和陈寅恪学术上的联系从他在1958年对陈寅恪《论再生缘》的评论中就开始了，余先生在评论中把《论再生缘》解读为对共产党统治的隐晦的批评。后来在对陈寅恪1949年以后学术及其晚年诗文的解读中，余先生将在文革中去世的陈寅恪视为一位捍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并反对文革对这些价值破坏的悲情人物。对陈寅恪论述的引用被余先生放到了《朱熹的历史世界》的重要位置，这在余先生之前对陈寅恪思想和写作的解读中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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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材料来自陈寅恪于1964年写的《赠蒋秉南序》中。序言将陈寅恪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欧阳修的成就对照起来。陈寅恪认为欧阳修的文学一扫五代之颓势，建立起宋代文化和政治生命力。在这段材料的注解中，余先生收集了自1935年来的一些材料，其中陈寅恪将宋代视为中国文化之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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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 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注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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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材料来自《论再生缘》，这段材料将六朝和宋代骈文的兴盛原因归结于这两个时期没有政治压迫，以及由此促成的文学想象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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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注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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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对陈寅恪材料的处理可以看出，《朱熹的历史世界》代表了余先生一生对两个问题的探索的顶峰：现代中国个人与国家关系，以及儒学在这种关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为了支持他的观念，第一卷用朱熹的《语类》中的两段材料作结，这两段材料都试图捍卫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可以独立于国家的权力(I.509-510; 38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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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又不曾作诗谤讪, 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 说这道理，更不教做, 却做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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