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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击鼓讼冤, 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敢说也!(《朱子语类》卷107，页2670-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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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的政治地位》一章的结论中同样让读者考虑士的政治地位 (I.283-285; 208-209)。材料来自马端临(1258-?)的《文献通考》。马端临把两段不大为人知道的宋代材料结合起来，一段是欧阳修的，另一段是晁补之(1053-1110) 的，然后又加进了他自己的结论。第一段文献来自欧阳修的《陈氏荣乡亭记》，描述了四川一个繁荣的县长期被富有的家族和不那么喜欢儒家士人的胥吏统治。这些地方胥吏把外来的士大夫排挤走，并且威吓那些本地敢于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尽管人们受到这样的苦楚，他们依然不让他们的孩子走仕途。由从事儒学的决心驱使，陈严夫暗中致力于学术，但却不敢在公共场合穿着儒家的服饰。当国家宣布科举考试的诏令张贴在衙门口时，他却穿戴整齐儒家的衣冠来接受诏令，这震慑了那些胥吏们。就连他的父亲也后悔自己以前不喜欢儒学的态度，因而修建了一座亭子来庆祝他的儿子成功地从都城回来，就算是那些胥吏也不得不承认陈严夫为他的家族和乡里获得了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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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材料来自晁补之给张肃(978年进士)文集写的序言。余先生后面也引用和解释了这段材料(I.397-398; 296-297)。晁补之把张肃描绘成信奉儒学的代表，尽管在五代时期五十年里山东的儒学被压制，自宋代开始，儒学的学者们开始“杂出于戎马介士之间, 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 天下太平’”。马端临说这两段材料证明了士人在五代的遭遇：他们无法获得政权的承认，很多湮灭无闻，无法令自己扬名或者实现他们的儒家社会理想。在材料中，马端临把塑造儒学不同形象的两段材料结合起来，一条材料把儒学视为防止胥吏(在现代中可以理解为官僚)腐化的屏障，而另一条材料则把士视为纠正武人统治的良方。马端临很可能是想借助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蒙古压制儒学的不满。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材料中的倾向性和它们对过去和现实(既包括马端临那个时代的现实，也包括当代的现实)的借鉴意义，都使余英时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注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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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寅恪和马端临的交替引用也提示读者注意存在于历史中的对应关系，这成为该书借古喻今的一个基本尺度。在那个时代因身份低微而受迫害的士人阶层可以对应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而最后的一个对应中，全书提出了一个未解的话题：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们，站在他们心中那个“宋代”的路口，能否仿效他们的先辈，复兴儒学以重建一个“理性的人间秩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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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文提供的解读《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书中的很多重要的主题，全书的研究方法以及两者的关系。首先，尽管余先生讨论的许多王安石和二程的思想联系听起来不错，但他对王安石的赞扬是建立在将王安石的形象塑造为一个正面的和积极的改革者的基础上的，这一点他的读者是熟悉的。尽管朱熹自己也承认司马光与北宋的道学有很多联系，但这位保守的历史学家已经被中国大陆学界诟病许久了，自然不能成为余先生故事中的主人公。第二，尽管材料远远不够，余先生还是坚持相信有一个基本信奉儒家思想的民众群体，这个群体支持一个基本信奉儒家的士人阶层，同时也被这个阶层所领导(I.188-200, 233-235, 398-404; 132-134, 168-171, 296-302) 。宋代的士人和现代的知识分子间这种暗含着的对应关系延续了余先生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看法。第三，那种理想主义的“理学士大夫群体”和现实主义的“官僚群体”在现实中的鲜明对照，是余先生宁可误读史料也要坚持的，而这种对照也促使现代的读者去再一次思考政治改革的道德层面，以及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 “政治文化”的可能性。第四点，作者塑造的那位积极投身于挑战权威的政治过程中的朱熹的形象，也似乎可以再次指引几代的读者，而对他们来说，如朱熹般的投入政治已经不太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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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有各种概念和技术上的问题，该书却依然抓住了宋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宋代不仅仅是中国过去的一个关键时代，它同样也塑造了中国未来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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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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