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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80 余先生由此说在这些建议后面隐藏着“反对派士大夫的精心设计”来反对朱熹得到朝廷的职位(I.456-457; 342-343)。可是李心传在1211年写的朱熹的传记中有对同一个事件更加详细的记载。这里具体的建议者是赵雄(1129-1193),当时为副相,为史浩的政治盟友。他们间完整的对话说明这两个政治家一方面希望把朱熹引入行政体制中,另一方面却对朱熹过于坦率的性格比较担心。材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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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82 五年春,史魏公复相,首务进贤,以先生屡召不赴也,必欲起之,始议除中都官,赵卫公时为参知政事,谓史公言:“不若以外郡处之,待之出于至诚,彼自无词,然其出必多言,姑安以待之可也。”乃除之南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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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86 李心传的这段完整的叙述可以削弱余先生的两个观点:至少在1178年前并没有什么政治党派把朱熹视为领袖,也没有什么反对朱熹的党派。余先生过分相信明代和清代理学传记作家了,这些作家把像李心传所写的材料裁剪了,去掉了材料中人物在任命朱熹问题上表现出的犹豫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权衡。注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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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88 朱熹自己晚年对孝宗的看法可以从《语类》中看到。而余先生用这些看法提供的线索来支持他的观点,即孝宗非常倾向道学。1191年后,一个材料将孝宗描述成为一位有智慧却又惰于卷入纷争的君主。(参见《朱子语类》卷127,页3061的记载)材料集中讨论了孝宗不大情愿把大臣王淮(1126-1189)赶走的情况,而余先生把王淮视为反朱熹的官僚集团的领袖。朱熹说孝宗“后来欲安静, 厌人唤起事端,且如此打过”。余先生对这段材料进行了细致的说明(I.467; 351),但是他去掉了材料中的结论部分:“大抵作事不出于义理而出于血气, 久之未不消铄者。”注777这个部分总结了之前对王淮离开的讨论。这段话显示出的孝宗晚年的特质很难和余先生塑造的那个有志于转变政策、建立新的政府和恢复北方的孝宗搭边。所有的学者要想引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话,恐怕要去好好核对余英时先生用来支持他观点的那些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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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90 杨儒宾先生认为余英时处理了他引用的材料,以使之与他预设的观点达成一致,这些观点使理学脱离开了其精神实质。但我觉得细心的读者可以感觉到余先生更高远的想法。他采用了借古喻今的做法,这是来自传统的书写历史的方法,它建立起一种古代和现代隐约的联系(I.259, 281; 188, 207)。用这种传统的做法,余先生在他的书中在一些重要的位置引用了一系列的材料,这些材料建立了宋代和当代中国间隐约的对应关系。这些材料建立了一个庞大又若隐若现的结构,这些结构笼罩和支配着全书的正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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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92 陈寅恪先生(1890-1969)有两段基本的论述,将宋代视为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学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并将中国文化从五代时期的黩武和喧嚣中留存下来(I.390, 424, II.45; 290-291, 316-317, 417)。余先生和陈寅恪学术上的联系从他在1958年对陈寅恪《论再生缘》的评论中就开始了,余先生在评论中把《论再生缘》解读为对共产党统治的隐晦的批评。后来在对陈寅恪1949年以后学术及其晚年诗文的解读中,余先生将在文革中去世的陈寅恪视为一位捍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并反对文革对这些价值破坏的悲情人物。对陈寅恪论述的引用被余先生放到了《朱熹的历史世界》的重要位置,这在余先生之前对陈寅恪思想和写作的解读中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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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94 第一段材料来自陈寅恪于1964年写的《赠蒋秉南序》中。序言将陈寅恪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欧阳修的成就对照起来。陈寅恪认为欧阳修的文学一扫五代之颓势,建立起宋代文化和政治生命力。在这段材料的注解中,余先生收集了自1935年来的一些材料,其中陈寅恪将宋代视为中国文化之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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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496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 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注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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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00 第二段材料来自《论再生缘》,这段材料将六朝和宋代骈文的兴盛原因归结于这两个时期没有政治压迫,以及由此促成的文学想象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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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02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注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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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06 从这些对陈寅恪材料的处理可以看出,《朱熹的历史世界》代表了余先生一生对两个问题的探索的顶峰:现代中国个人与国家关系,以及儒学在这种关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为了支持他的观念,第一卷用朱熹的《语类》中的两段材料作结,这两段材料都试图捍卫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可以独立于国家的权力(I.509-510; 38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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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08 [某]又不曾作诗谤讪, 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 说这道理,更不教做, 却做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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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12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击鼓讼冤, 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敢说也!(《朱子语类》卷107,页2670-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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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16 《宋代“士”的政治地位》一章的结论中同样让读者考虑士的政治地位 (I.283-285; 208-209)。材料来自马端临(1258-?)的《文献通考》。马端临把两段不大为人知道的宋代材料结合起来,一段是欧阳修的,另一段是晁补之(1053-1110) 的,然后又加进了他自己的结论。第一段文献来自欧阳修的《陈氏荣乡亭记》,描述了四川一个繁荣的县长期被富有的家族和不那么喜欢儒家士人的胥吏统治。这些地方胥吏把外来的士大夫排挤走,并且威吓那些本地敢于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尽管人们受到这样的苦楚,他们依然不让他们的孩子走仕途。由从事儒学的决心驱使,陈严夫暗中致力于学术,但却不敢在公共场合穿着儒家的服饰。当国家宣布科举考试的诏令张贴在衙门口时,他却穿戴整齐儒家的衣冠来接受诏令,这震慑了那些胥吏们。就连他的父亲也后悔自己以前不喜欢儒学的态度,因而修建了一座亭子来庆祝他的儿子成功地从都城回来,就算是那些胥吏也不得不承认陈严夫为他的家族和乡里获得了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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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18 第二段材料来自晁补之给张肃(978年进士)文集写的序言。余先生后面也引用和解释了这段材料(I.397-398; 296-297)。晁补之把张肃描绘成信奉儒学的代表,尽管在五代时期五十年里山东的儒学被压制,自宋代开始,儒学的学者们开始“杂出于戎马介士之间, 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 天下太平’”。马端临说这两段材料证明了士人在五代的遭遇:他们无法获得政权的承认,很多湮灭无闻,无法令自己扬名或者实现他们的儒家社会理想。在材料中,马端临把塑造儒学不同形象的两段材料结合起来,一条材料把儒学视为防止胥吏(在现代中可以理解为官僚)腐化的屏障,而另一条材料则把士视为纠正武人统治的良方。马端临很可能是想借助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蒙古压制儒学的不满。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材料中的倾向性和它们对过去和现实(既包括马端临那个时代的现实,也包括当代的现实)的借鉴意义,都使余英时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注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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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20 对陈寅恪和马端临的交替引用也提示读者注意存在于历史中的对应关系,这成为该书借古喻今的一个基本尺度。在那个时代因身份低微而受迫害的士人阶层可以对应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而最后的一个对应中,全书提出了一个未解的话题: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们,站在他们心中那个“宋代”的路口,能否仿效他们的先辈,复兴儒学以重建一个“理性的人间秩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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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22 以上本文提供的解读《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书中的很多重要的主题,全书的研究方法以及两者的关系。首先,尽管余先生讨论的许多王安石和二程的思想联系听起来不错,但他对王安石的赞扬是建立在将王安石的形象塑造为一个正面的和积极的改革者的基础上的,这一点他的读者是熟悉的。尽管朱熹自己也承认司马光与北宋的道学有很多联系,但这位保守的历史学家已经被中国大陆学界诟病许久了,自然不能成为余先生故事中的主人公。第二,尽管材料远远不够,余先生还是坚持相信有一个基本信奉儒家思想的民众群体,这个群体支持一个基本信奉儒家的士人阶层,同时也被这个阶层所领导(I.188-200, 233-235, 398-404; 132-134, 168-171, 296-302) 。宋代的士人和现代的知识分子间这种暗含着的对应关系延续了余先生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看法。第三,那种理想主义的“理学士大夫群体”和现实主义的“官僚群体”在现实中的鲜明对照,是余先生宁可误读史料也要坚持的,而这种对照也促使现代的读者去再一次思考政治改革的道德层面,以及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 “政治文化”的可能性。第四点,作者塑造的那位积极投身于挑战权威的政治过程中的朱熹的形象,也似乎可以再次指引几代的读者,而对他们来说,如朱熹般的投入政治已经不太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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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524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有各种概念和技术上的问题,该书却依然抓住了宋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宋代不仅仅是中国过去的一个关键时代,它同样也塑造了中国未来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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