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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对这段材料的解读是“光宗的急迫心理跃然纸上”(II.395; 696)， 实际可能的确如此。可问题是叶绍翁这段描述主要是为了说明道士的智慧，故事的结局是当光宗在道人所预测的日子成为皇帝后，这位道士却拒绝了光宗的一再邀请，因为上天其实也告诉了他光宗即将患病。下面是余先生上引材料的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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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皇又遣使召陈，陈以近日仙不降为辞，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宗得疾，盖陈已前知于仙矣。陈兄弟能致仙，有奇验，类皆如此，特不灵于予，他事不系于国，故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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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叶绍翁的故事是描绘了道士的先知而不是有点神经质的皇储。注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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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闻见录》成书已经是在这件事发生的半个世纪后了。而该书还算是余英时用过的比较好的材料。余先生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材料是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一书，其中的第二部分收集有关宋代皇帝的轶事。四库馆臣对该书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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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虽以游览为名，多纪湖山之胜，实则关于宋史者为多……，惟汝成此书, 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该，非惟可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惟所征故实，悉不列其书名，遂使出典无征，莫能考证其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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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四库馆臣认为该书尽管保留了南宋的轶事趣闻，但由于缺乏对史料来源的说明，历史价值大打折扣。注764尽管余先生称许多故事在南宋的历史著作中可以印证，但余先生采用的材料却不属于此类(I.479-480, II.396-397; 361, 697-698)。这本史料的第二部分话题连贯，可以看出经过了很多加工整理，这一工作或是由田汝成所为，或是由别人所作。《西湖游览志余》一书可能只是反映了南宋的一些宫廷传闻；这些文本出现在那些事件发生后的三四百年，而且很可能已经受到了民间流行文化对帝王之家的描述的影响。因此，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恐怕要格外小心，而且必须要同当时的可靠史料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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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的心理史研究不成功，原因在于他的寻求超过了史料所能传递的范围。这有将南宋的政治史简单化为一个庞大却有些机体不调的家族故事的风险。由于缺少确切的材料，余英时大部分对于皇权内部活动的重构主要基于其想象，但仍是可信的。余先生的推测具有的解释力不在于他解释了孝宗的内在动机，而在于他第一次提供了有关庆元党禁(1195-1201)的较有说服力的讨论。谢康伦(Schirokauer)在三十年前就认为我们以前(也包括现在)解释为什么朱熹的思想会被禁止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注765余先生认为党禁来自1180年代就开始的控制道学的持续努力。可惜余先生并没有继续追踪这一意见的细节，而是在1194年朱熹“立朝四十日”后离开朝廷时就结束了他的政治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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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的最大成果是比较有力地将道学的兴起解释为孝宗晚期的一种政治力量，无论孝宗对这个运动的想法为何。在第一卷的结尾部分余先生预先对此作了提示(I.423-510; 316-386)，然后在第二卷中余先生用了大部分篇幅去分析理学家和职业官僚这两个官员群体的组成和政治活动(II.99-180, 305-382; 458-523, 623-685)。这些研究会启示所有宋代政治的研究者们。但是也许是因为刚才提到的两个权力中心的问题，南宋的党派政治比北宋的更加灵活，而显得不那么紧张。与这种灵活和微妙相对，余先生运用了一个不适当的甚至是过时的解释框架，最终未能涵盖史料的复杂性。他对两个官员群体的区分最终不能涵盖不断变动的政治联盟关系、思想上的亲和关系以及个人间的关系，实际却塑造了十二世纪的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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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告诉读者他对于党派的分析超越了传统上对于“君子”和“小人”的理解。的确，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是士大夫，是同样的科举考试和政治文化下的产物。这种区分不在于他们谁有学识谁没有，也不在于谁追求“学”或者谁追求政治(I.464-465, II.131, 269, 301; 348-349, 482, 593, 620)。然而除去明确警告不应使用“君子”与“小人”这一对传统且似是而非的道德划分词语之外，余先生却没能真正对“理学群体”和“官僚群体”做出有意义的区分。最接近的尝试是：“大体言之, 理学集团倾向于重建理想秩序, 官僚集团倾向于保持现状” (II.310; 627)。我想这无法区分十二世纪后期的任何士大夫。难道我们能说理学家不关心他们的职业？或者说官僚们不关心理想主义注766？余先生所定义的两个群体依然徘徊于刘子健先生在五十年代后期对宋代党派略显粗糙的定义上。甚至余先生给两个群体起的名字也没有脱离刘子健先生的“理想主义士大夫(idealistic scholar-officials)”和“职业官僚群(career-minded bureaucrats)”的用词。尽管刘子健先生采用了西方政治科学中的理论和名词，他的分类实际也没有超出“君子好人”与“小人坏人”的区分，实际上余英时先生提出的“理学家群体”与“职业官僚群体”也是如此注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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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所定义的两个群体并不是当时真正的政治党派，而是后来者的抽象。为了让他的这些抽象的概念能够成为比较连贯的政治上的实体，并可用于解释材料，余先生扩展了理学的概念，甚至大大超过了现代理学哲学的支持者可以接受的范围。他认为尽管理学的信奉者可能在内圣方面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在外王方面却可以一致行动。即使我们同意这个可疑的论断，把所有真正的理学家都当作这个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也远未重要到能够支撑余先生的描述——一个在1187年至1195年间持续发挥作用的联合行动的政治派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余先生给理学群体创建了一个子分类，称为“理学型士大夫”。比如，余先生说“林大中并不是理学家，但卓然可称为理学型士大夫”(II.299; 618)。余先生没有说明这两个群体的区别是什么，但看起来后者就是一群官员，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内圣的想法，可有时又会同真正的理学家一起实现外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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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余先生将理学型士大夫作为理学群体中的政治活动者来理解的时候，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面对。第一，很多这些看起来倾向理学的官员也与职业官僚群体有联系，就如林大中。这些人是来回摇摆的——他们或者和两边都保持关系，或者是逢源于各方。除了林大中之外，像许及之 (1163-1209)、林栗 (1142年进士)和刘光祖(1142-1222)这类官员在余先生的体系也难以找到位置，因为他们不能准确归入余先生定义的任何一个群体中(II.141-142, 165-170, 258-260; 491-492, 510-514, 584-586)。更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将周必大、留正(1129-1206)和赵汝愚 (1140-1196) 三位宰相分类，三个人都被余先生定义为“理学型士大夫”，他们还相继成为“理学群体”的政治领袖(II.149-180, 190-216; 497-523, 531-552)。当然，这些人都在政治上支持理学家，但是他们同样也支持职业官僚们。而且他们之间还有竞争。因此当余先生试图建立他们对“理学群体”的持续领导时，他的假说被削弱了。最后，正如贾志扬(John Chaffee)已经讨论过的，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赵汝愚对道学家的“内圣”有兴趣，尽管他保持了与这些道学家在社会关系和思想上的联络。注768周必大在很多作品表现出对“内圣”学说的很多部分不赞同，而且对许多理学家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余先生承认了周必大不是理学家，但如果把他视作理学群体的领袖，也就意味着将他视为一个伪君子(II.163; 508)。周必大也许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北宋学术和历史的认识与朱熹有多么大的差距。如果真的可以按照余先生说的那样可以将“内圣”和“外王”合起来定义理学群体，那么这些宰相无论是表面还是实质，都不能算是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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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很好地证明了道学在十二世纪晚期作为政治力量的不断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当时形势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证明道学家们如何保持成为内部统一的政治党派，也没有证明道学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了政策制定一以贯之的基础。当然，一些道学家比如朱熹也想这样做，甚至也去尝试了。但是余先生的叙述仍然抬高了朱熹在南宋政治史上的地位。正如余先生第一卷的观点受到了朱熹对北宋看法的影响，而他的第二卷的观点同样受到了十三到十四世纪对朱熹看法的影响。我们知道，对朱熹的尊崇在十三世纪的上半叶兴起，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朱熹的著作和早期的《语类》被收集和出版。注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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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后继者对宋代朝廷修史机构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影响力最终体现在1345年的《宋史》中。影响力的累积过程是复杂的。一方面，朱熹成为核心，他的地位被夸大，与他有关的历史人物被重新评价，而他对手的地位被贬低了。注770另一方面，为了隐藏他的失败之处和他与“职业官僚”的联系，他的实际政治活动又经常被掩饰。注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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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非常清楚《宋史》中过分抬高朱熹的倾向，但他却并没有因此修正他的描述。比如，赵汝愚的墓志铭由他的好友刘光祖写成，在墓志中，作者列出了一系列赵汝愚的“师友”，包括汪应辰、李焘、王十朋、胡铨、林光朝、张栻、尤袤、朱熹及吕祖谦。名单中所列出的人物在思想和出身地域上的多样性也证明了赵汝愚在学术上的广阔基础。而《宋史》中赵汝愚的传记却修改了这个名单：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这种新的排列顺序尤其抬高了道学人物(张栻、朱熹、吕祖谦)，并给人产生一种印象：道学决定了赵汝愚的思想发展。余英时先生知道这两个不同的名单，但却由于认定墓志铭的人名顺序排列依据的只是个人资历高下，因此不予采用，而是引用了《宋史》的名单，并用此来证明赵汝愚和理学家的关系比周必大和留正更加密切(II.20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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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相信他的观点全部来自原始材料，因而是可靠的，余先生很充分地引用和解释了这些材料。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让该书看起来似乎比较可靠。但是葛兆光和杨儒宾已经指出了余先生用材料附和他先入为主的预设。注772书中的用语可以提供大量的证据来支持两位学者的看法。对如道学、理学、士大夫等宋代词汇根本的理解差异，长期困扰了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余先生用两种方法处理这种混乱。首先，他把“道学”和“理学”等同起来。然后他把宋代对“士”和“士大夫”的用法混同起来，进而把它们都等同于一个现代的概念——“士阶层”。 这种语言上的技巧让余先生可以从他引用的材料中提炼出广泛适用的结论，尽管对具体材料的仔细阅读有时不会支撑余先生的这些结论。只有抹去“道学”与“理学”概念间的差异，而且只有通过把它们结合成一体，然后把它们的意思扩大化，余先生才可能建立起他的总体分期论，并夸大那个谱系在宋代儒学发展中的中心地位(II.12-13; 389-390)。“道学”是作为一个具有嘲弄性的政治术语在1170年代凸显出来的，思想层面的意旨很不明确。“理学”则是十三世纪的概念(朱熹很少用到它)，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免受“道学”这样名声不大好的称呼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将程-朱的谱系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当然，现代学者在运用概念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它们原有的意思，而且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汇的意思也是灵活的。但是余英时先生却扩展了这两个概念的意思并把他们等同起来，进而用这些扩大的意思去解读宋代材料，这样问题就发生了。注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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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士大夫”在宋代也是一个模糊的名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有官品的官员注774。因此，余先生在讨论文彦博在和神宗谈话这个问题时，承认“此处 ‘士大夫’一词的涵义很狭， 特指负责全国政事的官员，包括朝廷至各级地方政府。”(北京版第一卷221页)。但是翻过四页，他又使用现代汉语中的“士阶层”一词，把文彦博的话的意思从需要和“官员”共治天下变为需要和“知识阶层”共治天下。余先生不断地利用“士”在宋代文本中的模糊意义，将其理解为官员，或者思想家，或者精英，以暗示宋代的士等同于现代中国的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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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对文献完整性的忽视远不止是对一两个名词而言。尽管旁征博引，可很多关键的观点却建立在很薄弱的基础上。比如在1180年晚期，孝宗皇帝考虑到退位，让周必大继续作宰相，余先生称这样周必大就可以与理学家形成联盟来引导下一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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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引用了李壁(1159-1222)所写的周必大的传记作为证据，其中孝宗对周必大说“卿须且留数年”。但是余先生没有提到其它四种材料，包括李心传所写的较权威的材料，这些材料中都写道“卿须少留”注775。这两种说法的差别是关键的，前一段让周必大逗留时间长的材料可以支持余英时的说法，后一段则不可。平心静气地审视这些材料就可以知道后一段材料其实更有道理。但余先生却很快判断说前一段材料较为“合理”(II.193-194; 534)。同样，在整个两卷中，余先生都比较草率地按照自己的需要解决类似的文献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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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宋代史料丰富，而这些丰富的史料经常可以包含对同一事件的文本上相关的多种说法。学者如果忽视了这样的多样性，就会有危险。当余先生只引用众多材料中的一种，或者他只引用被先前的学者改造过的材料的时候，他对历史的叙述就会受到扭曲。同时，他自己对史料的裁剪也会影响那些疏忽的学者。我分别举例说明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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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将朱熹视为理学群体的思想领袖，他把对朱熹的反对也视为这种领导地位的证据。在1178年，新的宰相史浩(1106-1194)希望授予朱熹朝官，但是一些人建议将朱熹外放，朱熹因此被任命为知南康军。余先生是从清代王懋竑 (1668-1741)的《朱子年谱》引用这个材料的。材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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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处以外郡。于是差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王懋竑：《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998，卷2，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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