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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 《要录》卷172，页2830；《宋会要》，《职官》卷2，页18。1158年9月，洪迈(1123-1202)提出利用留存于其他官署的资料重修和建构1138-1155年间的日历；参见《宋会要》，《职官》卷2，页18以及收录在黄淮(1367-1449)和杨士奇(1365-1444)编辑的《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卷277，页3中洪迈奏议的全文。淳熙二年七月，起居舍人汤邦产(1172年进士)上疏奏告修撰工作没有完成，并要求另外搜寻记录的资料(《宋会要》，《职官》卷2，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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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编年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不同章节间长度上的比例失衡。马伯良(Brian McKnight)在介绍此书的1956年中华书局版时写道：“描述1126-1140年间事件的篇幅共有133卷，平均每年占156页；然而在更为安定的1140-1163年间却只占67卷，平均每年约占52页”；参见白乐日(Etienne Balazs)和Yves Hervouet，A Sung Bibliography(香港中文大学，1978)(以下简称Sung bibliography)，页81。无疑，秦桧时代的原始文献数量的减少也可以解释《要录》中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字篇幅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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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 陈骙(1128-1203)，《南宋馆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卷7，页81、93；《要录》卷145，页2320、2334，卷146，页2356。相同的经历也发生在秦桧的孙子秦埙(1137-？)身上，他在1154年进士及第后，立即被任命为实录院修撰。参见《南宋馆阁录》卷8，页135;《要录》卷166，页2715。1141年8月，由于他在秘书省的职位的关系，秦熺写了一篇题为《史论》的文章，该文保留在《要录》卷146，页2347-2350。这一文本提供了秦氏家族对于1142年与女真议和原因的看法，其中包括在岳飞的被害事件中高宗本人的责任。《史论》是仅存的几篇出自秦桧及其家人手笔的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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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 《南宋馆阁录》卷7，页81；《要录》卷152，页2444；《朝野杂记》甲卷10，页208。新秘书省的布局反映了1140年对以前史馆的职责的恢复：载于John H.Winkelman著The Imperial Librar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1127-1279(Philadelphia: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4，页16)的秘书省格局图表明，有相当大的空间留给了历史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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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 《要录》卷148，页2381-2382；《宋会要》，《运历》卷1，页22-23。这些材料指出王扬英(1124年进士)和周执羔(1094-1170)以及秦熺是《建炎以来日历》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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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 王明清，《挥麈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本)，《后录》卷1，页69。徐度从1135-1138年间在秘书省供职，他是尹焞的弟子，尹是程颐的学生，也是其后的道学谱系中的主要人物，参见《南宋馆阁录》卷8，页111、119；黄宗羲(1610-1695)和全祖望(1705-1755)，《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27，页1015，以及Sung Bibliography，页105-106。《尹焞传》在四卷《宋史·道学传》中很突出；参见脱脱(1314-1355)等编，《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345，1977年重印)卷428，页12734-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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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5 《要录》卷148，页2381-2382；及《要录》卷57，页1000页。参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页301；王曾瑜编校，岳珂(1183-1240)《鄂国金陀粹编续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序，页2；以及赵效宣《秦桧传表微》，《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3(1971)，页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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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6 《要录》卷172，页2840；王应麟(1223–1296)，《玉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卷49，页11。关于秦桧的同党、后来成为宰相的汤思退(1164年卒)绍兴二十六年九月做出的一个相关的行动，参见《要录》卷174，页2874-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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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7 《要录》卷173，页2849；《宋会要》，《运历》卷1，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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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8 《要录》卷169，页2768-2769；《宋史》卷389，页11942-11943；关于张氏与道学家胡寅的关系，参见《宋元学案》卷41，页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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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9 《要录》卷198，页3335-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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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0 引自马端临(1254-？)《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卷21，页531。另见《南宋馆阁录》卷4，页38；《宋会要》，《职官》卷18，页102；以及《玉海》卷47，页40-41。1188年3月，高宗于1187年10月亡故以后，朝廷的史官洪迈建议编纂高宗朝的实录。两个月以后，史馆公布了计划的纲要；征求原始文献的范围异乎寻常地广泛，包括朝廷的政令、奏议、手诏、日记、文集、碑志、传记、札子、宫廷邸报、人员名册、审查记录、律令汇编和外交书信。计划还对当地制作副本、鉴定资料、投入经费以购买大部头的原始资料等事，做出了安排(《宋会要》，《职官》卷18，页70-71)。为修备《实录》而进行如此广泛的资料征集表明洪迈不满于《日历》的内容，因此要寻找可供《实录》增添和修改记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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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1 由于1127年开封失陷以及此后数年因高宗逃避入侵和女真人及地方的叛乱而引生的混乱，将1135年的档案看做“完整的”似乎很困难，当时徐度也许见过它们。直到1135年5月，第一道编修王朝早期《日历》的政令才发布出来，与此同时，它还命令地方政府将相关文献和私人叙述的副本送交岳州的临时朝廷(《要录》卷44，页804)。这一时期的档案收集是如此的稀少，以至于1131年，当历史学家汪藻(1079-1154)在湖州发现了一整套朝廷的政令时，他十分惊喜。他对这一材料的南宋部分的编辑《建炎中兴诏旨》，于1134年7月被呈交给史馆(《要录》卷78，页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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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 《朝野杂记》甲卷6，页150。陈振孙(约1190-1249)，《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页119；其中批评这部著作“往往疏略多牴牾”。关于《小历》，参见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在Sung Biographies中的提要，页79-80；关于熊克，参见《宋史》卷445，页13143-13144以及Franke，Sung Biographies，页4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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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 有关《要录》引用的原始材料的可资利用的索引，参见山内正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据引编目索引控》，《宫崎大学教育学部记要》，《社会科学》22(1967)，页43-58；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页43-55。对于《系年要录》提到的总书目，参见Brian McKnight在Sung Biographies中的提要，页81；王德毅，《李心传著述考》，《系年要录》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页6774-6779；聂乐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编撰和流传》，《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以及陈智超《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社会科学研究》(四川)56(1988年5月)，页94-99。关于李心传的传记，参见《宋史》卷438，页12984-12986；Franke，Sung Biographies，页562-564；贾志扬(John C.Chaffee)，“Sung Biographies，Supplementary Biography No.2:Li Hsin-ch’uan”，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4(1994)，页205-215；以及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成都：巴蜀书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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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 《朝野杂记》乙序。关于1202年禁止野史，参见《朝野杂记》甲卷6，页149-150和《宋会要》，《刑法》卷2，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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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 《要录》卷122，页1970。此后不久，王庶被委派了一个闲职，但仍不断地受到御史的攻击。1142年6月，他因种种过失，其中包括写诗毁谤朝廷，而被下令幽禁于道州。两个月以后，他便亡故了。参见《要录》卷123，页1988、1995；卷124，页2013；卷125，页2038、2044；卷138，页2223；卷145，页2331；卷146，页2342；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重印(以下简称《会编》)，册3，页158以及《宋史》卷372，页11545-11548。关于李心传校正秦熺在《日历》中曲笔的其他例证，参见《要录》卷119，页1931；卷124，页2015和卷165，页2701-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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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 关于相抵触的段落，参见王明清的《挥麈余话》卷2，页310和《挥麈后录》卷11，页216-217；《要录》卷2，页49-52。徐梦莘(《会编》册2，页236-238)也刊印了秦桧的全文，他没有提到马伸，而是叙述秦桧亲自将他的文章呈交给女真的将军。关于马伸/何兑的故事，秦熺有一种说法，我们下面就将谈到。对于李心传对秦桧完全负面形象的校正的其他例子，参见《要录》卷16，页333-335；卷157，页2552页和卷159，页2582-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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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 李焘《长编》的出版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同时也含有相似的注解性的改窜。参见裴汝诚和许佩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页83-86(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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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8 对于吕中及其现存著作的详细研究仍有待进行。由于他的姓及所著书名与吕祖谦的《大事记》相同，所以他的著作经常与吕祖谦的同名著作混同。例如，王民信编《宋史资料萃编》时，第四本重印了题为《类编皇朝大事记讲议》的24卷的清代稿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并将它看做吕祖谦的著作，尽管序文与中缝明确地指出它的作者是吕中。吕中写了一系列关于两宋历史的讲稿，这些讲稿的不同部分的明清抄本至今尚存。其中即包含有关秦桧的资料，我能察阅到的只有国会图书馆的缩微胶片版“北京图书馆珍本书”，文本第1367号；有关这一明代稿本，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页15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作者附识：1998年撰写本文时，笔者只能看到黄虞稷题跋的明抄四卷本《皇朝中兴大事记》。最近，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的《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已出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本文所引用的“秦桧窜不附和议君子”条出现在该版本《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卷11，页6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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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 关于吕中的传记，参见李清馥(18世纪)《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3，页4和《福建通志》(《四库全书》本)卷45，页16。关于吕中现存的另一部有关北宋历史的著作《宋大事记讲义》，参见纪昀(1724-180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页1167(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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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 关于吕祖谦的著作，参见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页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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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 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重印了这一著作的被假定为宋代抄本的版本，该版本最初收录于阮元(1764-1849)的《宛委别藏》，后来曾在1935年重印。参见Winkelman编Sung Biographies的提要，页83；梁太济，《〈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载《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页311-3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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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页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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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 《南宋馆阁录》卷4，页35；《玉海》卷49，页11-13；《宋史》卷36，页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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