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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6 《要录》卷172，页2840；王应麟(1223–1296)，《玉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卷49，页11。关于秦桧的同党、后来成为宰相的汤思退(1164年卒)绍兴二十六年九月做出的一个相关的行动，参见《要录》卷174，页2874-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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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7 《要录》卷173，页2849；《宋会要》，《运历》卷1，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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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8 《要录》卷169，页2768-2769；《宋史》卷389，页11942-11943；关于张氏与道学家胡寅的关系，参见《宋元学案》卷41，页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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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9 《要录》卷198，页3335-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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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0 引自马端临(1254-？)《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卷21，页531。另见《南宋馆阁录》卷4，页38；《宋会要》，《职官》卷18，页102；以及《玉海》卷47，页40-41。1188年3月，高宗于1187年10月亡故以后，朝廷的史官洪迈建议编纂高宗朝的实录。两个月以后，史馆公布了计划的纲要；征求原始文献的范围异乎寻常地广泛，包括朝廷的政令、奏议、手诏、日记、文集、碑志、传记、札子、宫廷邸报、人员名册、审查记录、律令汇编和外交书信。计划还对当地制作副本、鉴定资料、投入经费以购买大部头的原始资料等事，做出了安排(《宋会要》，《职官》卷18，页70-71)。为修备《实录》而进行如此广泛的资料征集表明洪迈不满于《日历》的内容，因此要寻找可供《实录》增添和修改记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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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1 由于1127年开封失陷以及此后数年因高宗逃避入侵和女真人及地方的叛乱而引生的混乱，将1135年的档案看做“完整的”似乎很困难，当时徐度也许见过它们。直到1135年5月，第一道编修王朝早期《日历》的政令才发布出来，与此同时，它还命令地方政府将相关文献和私人叙述的副本送交岳州的临时朝廷(《要录》卷44，页804)。这一时期的档案收集是如此的稀少，以至于1131年，当历史学家汪藻(1079-1154)在湖州发现了一整套朝廷的政令时，他十分惊喜。他对这一材料的南宋部分的编辑《建炎中兴诏旨》，于1134年7月被呈交给史馆(《要录》卷78，页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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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 《朝野杂记》甲卷6，页150。陈振孙(约1190-1249)，《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页119；其中批评这部著作“往往疏略多牴牾”。关于《小历》，参见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在Sung Biographies中的提要，页79-80；关于熊克，参见《宋史》卷445，页13143-13144以及Franke，Sung Biographies，页4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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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 有关《要录》引用的原始材料的可资利用的索引，参见山内正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据引编目索引控》，《宫崎大学教育学部记要》，《社会科学》22(1967)，页43-58；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页43-55。对于《系年要录》提到的总书目，参见Brian McKnight在Sung Biographies中的提要，页81；王德毅，《李心传著述考》，《系年要录》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页6774-6779；聂乐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编撰和流传》，《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以及陈智超《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社会科学研究》(四川)56(1988年5月)，页94-99。关于李心传的传记，参见《宋史》卷438，页12984-12986；Franke，Sung Biographies，页562-564；贾志扬(John C.Chaffee)，“Sung Biographies，Supplementary Biography No.2:Li Hsin-ch’uan”，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4(1994)，页205-215；以及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成都：巴蜀书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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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 《朝野杂记》乙序。关于1202年禁止野史，参见《朝野杂记》甲卷6，页149-150和《宋会要》，《刑法》卷2，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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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 《要录》卷122，页1970。此后不久，王庶被委派了一个闲职，但仍不断地受到御史的攻击。1142年6月，他因种种过失，其中包括写诗毁谤朝廷，而被下令幽禁于道州。两个月以后，他便亡故了。参见《要录》卷123，页1988、1995；卷124，页2013；卷125，页2038、2044；卷138，页2223；卷145，页2331；卷146，页2342；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重印(以下简称《会编》)，册3，页158以及《宋史》卷372，页11545-11548。关于李心传校正秦熺在《日历》中曲笔的其他例证，参见《要录》卷119，页1931；卷124，页2015和卷165，页2701-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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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 关于相抵触的段落，参见王明清的《挥麈余话》卷2，页310和《挥麈后录》卷11，页216-217；《要录》卷2，页49-52。徐梦莘(《会编》册2，页236-238)也刊印了秦桧的全文，他没有提到马伸，而是叙述秦桧亲自将他的文章呈交给女真的将军。关于马伸/何兑的故事，秦熺有一种说法，我们下面就将谈到。对于李心传对秦桧完全负面形象的校正的其他例子，参见《要录》卷16，页333-335；卷157，页2552页和卷159，页2582-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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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 李焘《长编》的出版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同时也含有相似的注解性的改窜。参见裴汝诚和许佩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页83-86(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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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8 对于吕中及其现存著作的详细研究仍有待进行。由于他的姓及所著书名与吕祖谦的《大事记》相同，所以他的著作经常与吕祖谦的同名著作混同。例如，王民信编《宋史资料萃编》时，第四本重印了题为《类编皇朝大事记讲议》的24卷的清代稿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并将它看做吕祖谦的著作，尽管序文与中缝明确地指出它的作者是吕中。吕中写了一系列关于两宋历史的讲稿，这些讲稿的不同部分的明清抄本至今尚存。其中即包含有关秦桧的资料，我能察阅到的只有国会图书馆的缩微胶片版“北京图书馆珍本书”，文本第1367号；有关这一明代稿本，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页15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作者附识：1998年撰写本文时，笔者只能看到黄虞稷题跋的明抄四卷本《皇朝中兴大事记》。最近，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的《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已出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本文所引用的“秦桧窜不附和议君子”条出现在该版本《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卷11，页6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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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 关于吕中的传记，参见李清馥(18世纪)《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3，页4和《福建通志》(《四库全书》本)卷45，页16。关于吕中现存的另一部有关北宋历史的著作《宋大事记讲义》，参见纪昀(1724-180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页1167(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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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 关于吕祖谦的著作，参见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页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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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 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重印了这一著作的被假定为宋代抄本的版本，该版本最初收录于阮元(1764-1849)的《宛委别藏》，后来曾在1935年重印。参见Winkelman编Sung Biographies的提要，页83；梁太济，《〈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载《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页311-3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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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页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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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 《南宋馆阁录》卷4，页35；《玉海》卷49，页11-13；《宋史》卷36，页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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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4 《直斋书录解题》卷5，页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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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5 关于留正，参见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写的传记，该文收载于Franke，Sung Biographies，页624-628以及《宋史》卷391，页11972-11977，另见Conrad Schirokauer，“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h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ueh”，收载于Haeger，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页16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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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 有关细节，参见山内正博对Sung Biographies的注解，第82页以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页660-661。这一著作是以前既有的编年史的一个汇编，它的原有标题延用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中关于高宗和孝宗朝的部分完全照搬《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由于后一文本仅存的宋代抄本从卷30到45(涉及1142-1166之间的几十年)有很多脱漏，《宋史全文》就成为后来有关秦桧时代的历史态度的重要资料。这一著作的作者无从得知，但很可能是生活在元代初期的宋遗民。参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页419-421(北京：中华书局，1964)。这一著作的细致研究、它与其资料来源的关系以及它对宋史研究的重要性，参见汪伯琴《〈宋史全文〉在宋代史籍中之价值》，《大陆杂志》51卷第6期(1975年12月)，页282-303和汪圣铎，《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文献》(季刊)2005年第4期，页19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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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 参见Sung Bibliography，页77-78。刘时举是宋代晚期与道学群体关系密切的次要官员，历任太学和秘书省的史职。与《宋史全文》不同，刘的著作尽管简要，但仍不失为一部严肃的历史著述，《四库全书》的编者对它评价较高。留正的“观点”当然也被某个福建的书商在该书的一种元代的商业版做了增益，这一过程与同一材料在李心传的《要录》的插入过程相似，参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页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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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 《要录》卷162，页2630，卷172，页2825，卷177，页2924；《宋会要》，《选举》卷20，页12，卷23，页16；《宋会要》，《职宫》卷63，页15，卷77，页78；《宋会要》，《刑法》卷1，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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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9 《宋会要》，《崇儒》卷5，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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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0 《要录》卷149，页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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