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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4 《会编》第3册，页219-220；《要录》卷43，页791-792。并不偏爱张浚的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5，页294-297中带着极大的兴趣讲述了这个故事，并在张对曲端的谋害与秦桧对岳飞的谋害间做了直接的比较。周密强烈反对他从《四朝国史》中引证的对曲的评价，这一评价认为张浚处死曲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不被处死，他一定会叛逃到女真。这一观点出自朱熹为张浚写的传记，其中朱记述张浚之所以召回曲审讯是因为在富平之战后曲的许多部下投靠了女真。朱熹是指明张与曲的被害有牵连的故事是污蔑(《朱熹集》卷95上，页4825)。尽管《宋史·曲端传》的细节(《宋史》卷369，页11489-11494)较多地根据周密的记述并承认张浚参与对曲的谋害，它的结论仍然是曲因为不听节制才导致了对他的处死。13世纪另外一部同情曲端的书，参见罗大经(？-1248)《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丙集卷1，页247-248；另见杨德泉《张浚事迹评述》，页57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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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5 《要录》卷50，页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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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6 参见杨德泉《张浚事迹评述》，页582-584，其中引证了包括钱士升(1575-1652)和王鸣盛(1722-1798)在内的许多明清时期学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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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7 《宋史》卷28，页530。有关细节，参见王曾渝编《鄂国金陀粹编续编校注》，页427-440以及Edward Harold Kaplan,“Yüeh Fei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outhern Sung”(爱荷华大学博士论文，1970)，页32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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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8 引文出自《小历》卷21，页258和《会编》第4册，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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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9 1137年10月，“都官员外郎冯康国乞补外，赵鼎奏：‘自张浚罢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几十余人，往往一时遴选，臣恐台谏以浚里党，或有论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当论才不才，顷台谏好以朋党罪士大夫，如罢一宰相，则凡所荐引，不问才否，一时罢黜，此乃朝廷使之为朋党，非所以爱惜人才而厚风俗也。’鼎等领首谢”(《要录》卷115，页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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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0 参见《小历》卷23，页274-275和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5，页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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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1 《要录》卷121，第1963-1964页；另见《要录》卷111，页1801、1804，卷115，页1861-1862；详细的研究，参见蔡崇榜《绍兴〈神宗实录〉两修考》，页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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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2 《道命录》卷3，页24-25、30；《要录》卷107，页1747、1748。另见包弼德给田浩的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一书写的书评，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24(1994)，第310-312页。程公辅提供了另一种中兴官员的典型，他的行为很难用后人所定的分类来界定。程公辅是李纲的同伙、也是蔡京的对手。他很早便经常为没有派系的政府和对国家事务的公开谈论而争辩。早在1136年，他就上疏攻击王安石的学说。这件事在他《宋史》的传记中已经提到(《宋史》卷379，页11694)，但《要录》却没有。而他在《宋史》中的传记没有提到他1136年2月攻击程学的奏议。当然，朱熹的张浚传中也没有提到张支持程公辅攻击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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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3 《朱熹集》卷95下，页4850-4851。《语类》对张浚与赵鼎的不合记载略多，关于这一轶事的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朱子语类》卷131，页314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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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4 《小历》卷22，页268；《宋史》卷473，页13751，卷361，页11305；毕沅，《续资治通鉴》(180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重印)卷119，页3144；刘子健，China Turning Inward，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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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5 《要录》卷115，第1859页。徐梦莘折衷并大量删节了这一段落，省略了张与秦桧的对话和此后秦对赵鼎的欺骗(《会编》第3册，页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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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6 《道命录》卷3，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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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7 《要录》卷170，页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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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8 《朝野杂记》甲卷6，页137-138。这一文章是第一部由道学运动以外的人写成的道学史，值得细致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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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9 关于胡安国，参见《宋史》卷435，页12908-12916。Franke，Sung Biography，页434-436；Schirokauer，“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页165-166；以及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页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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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0 《要录》卷49，页869。赵翼(1727-1814)引用了胡的《宋史》本传中的这一忽略，作为“讳饰”的一个例子：参见《廿二史札记》(1796，《丛书集成》本)卷23，页454。胡安国在秦桧首次执政时的参与在秦桧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宋史》卷473，页1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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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1 衣川强《秦桧的议和政策》，页27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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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2 《朱子语类》卷131，页3153；游酢的一个简短的传记被包括在《宋史》的《道学传》中(《宋史》卷428，页12732-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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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3 《要录》卷56，页982，卷109，页1174，卷115，页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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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4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收载于《宋史研究集》第3期(台北：中华书局，1966)，页113-119。关于强调“复仇”的段落，参见《春秋胡氏传》(《四部丛刊》本)卷3，页5，卷7，页1-2、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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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5 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卷10，页184-185。关于两段受到质疑的文字，参见《春秋胡氏传》卷2，页2，卷7，页2-3。牟润孙(页115-116)专门反驳王夫之的主张。王与朱熹一样(《朱子语类》卷131，页3155)，都批评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以及他没有看透秦的本质。根据近年的一项关于《春秋胡氏传》的学术研究，胡的两个主要的观点是：他对篡夺危险的警告以及他认为与野蛮人的斗争本质上是一个内部文化更新而非外部军事力量的问题。参见Alan T.Wood，Limits to Autocracy
:From Sung Neo-Confucianism to a Doctrine of Politcal Right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页119-131。无疑，这些观点都与秦桧的内外政策相容。另见皮锡瑞(1850-1908)《经学历史》(1907，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页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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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6 《道命录》卷4，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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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7 《齐东野语》序，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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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8 关于《宋史》的“宏观层面”，《宋会要》，《职官》卷18，页1-109保存了详细的材料，从中可以找到对朝廷修史的一个制度性的记述以及它的产物的一个评论性的书目。关于“微观层面”——对专门段落的详细研究，李焘的《长编》、李心传的《系年要录》和徐梦莘的《会编》的注文中常常指出某些段落的文本来源。由于这些段落后来被并入《宋史》的文本中，这些早期的文本检识常常使现代学者识别出真正的原初资料，并由此恢复在重新编纂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毁坏的原来的上下文语境。上面对《秦桧传》中的一段分析提供了这种研究《宋史》文本的视角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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