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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9 关于这两部著作，参见Otto Franke“Das Tse tschi t’ung kien und das T’ung kien kang mu，ihr Wesen，ihr Verh? ltnis zueinander und ihr Quellenwert”，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1930)：页103-144。前者是由皇帝委派的一项由国家支持的项目，而且正如标题所说的，是为帮助皇帝及其宰相治理国家的。《通鉴》以及由李焘和李心传撰写的续篇，是作为呈交给朝廷帮助治理国家和校正朝代历史的著作而写的。尽管司马光保留了用自己的观点评论史事的传统史家的特权，但他坚持认为对资料的公允取舍将自明地揭示历史的训诫。历史本身就有一种原初价，史家的主要工作就在于批判性地鉴别史料。司马光指派助手们搜集史料，但最终的笔削—哪些可入正文、哪些应为考异，却独力完成。与此相反，对于朱熹来说，历史是放在第二位来考虑的，只是用来作为先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实例的仓库。史家的重要工作便成了确定历史将用来说明哪些价值，因此朱熹在写出了《纲目》的梗概以后，便将实际的文本选择工作留给了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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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0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页217。更详细的讨论见同书，页115-152；亦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见本书《朱熹和他的世界：评〈朱熹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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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1 争夺共同的修辞延续了宋代既有的政治对抗。见李瑞(Ari Daniel Levine),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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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2 石碑拓片的影像以及释文，见杜正贤主编，《杭州孔庙》(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页257-267；黄涌泉《李公麟圣贤图石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较早出版，辑录了较为清楚、可读的拓本。一般而言，艺术史学者忽略了李公麟(1049-1106)所画的肖像图。全面性的研究参见孟久丽(Julia K.Murray),“The Hangzhou Portraits of Confucius and Seventy-two Disciples(Sheng Xian Tu)
:Art in the Service of Politics,”The Art Bulletin 74.1(1992.3)，页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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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3 吴讷碑记原文，本文采依黄涌泉的拓本。见黄涌泉，《李公麟圣贤图石刻》，页71-73。数部十五世纪的总集也收录了吴讷的小记。见程敏政(1445-1499)编，《明文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卷48，页10a-11a；陆容(1436-1498)，《菽园杂记》，《四库全书》本，卷12，页10b-12a。清人对碑铭更详细的研究，见王昶(1725-1806)，《金石萃编》(1805年经训堂本)，卷149，页1a-22a；阮元(1764-1849)，《两浙金石志》(1890年浙江书局本)，卷8，页47b-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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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4 明人杨一清(1454-1530)清楚交代修复记事和这些石碑的历史，见嵇曾筠(1671-1739)等修，《浙江通志》，《四库全书》本，卷25，页3a-4a；以及田汝成(1526年进士)，《西湖游览志》，《四库全书》本，卷15，页9a-10a。亦可参考杜正贤，《杭州孔庙》，页11-12，22-23，295，298-299，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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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5 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以下简称《要录》)，卷148，页2376；同书，卷149，页2403-2404；王应麟(1223-1296)，《玉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卷112，页37a-37b；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国子司业高闶与行政部门关于新太学的折冲，见徐松(1781-1848)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66)，《崇儒》卷1，页32a-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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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6 脱脱(1314-1355)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114，页2709-2711；李心传，《要录》，卷151，页2429，2431；《玉海》，卷31，页30b-31a，112.37a-b,113.9a-b；周淙(1115-1175)，《乾道临安志》，《宋元地方志丛书》(台北：大化书局，1990)，卷1，页3a-3b；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宋元地方志丛书》，卷11，页7a，19b-29b；熊克(1111-1190)，《中兴小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卷37，页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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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7 洪适，《盘洲文集》(《四库全书》本)，卷35，页5b-6b；亦见《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212册，页396。关于张焘的任期，见周应合(1213-1280)，《景定建康志》，《宋元地方志丛书》，卷14，页19a-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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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8 罗浚、方万里，《宝庆四明志》，《宋元地方志丛书》，卷2，页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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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 徽州的赞文卷轴，见罗愿(1136-1184)，《新安志》，《四库全书》本，卷1，页20b-21a。《景定建康志》提到一卷“文宣王赞”(卷33，页3a)，可能就是高宗在1144年单行颁降的孔子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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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 《吴文恪公大全集》，卷9，页11b-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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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 所有版本的《思庵先生文粹》都将吴讷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置于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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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 推，B1作“推”，B2“维”，B3“虽”。此处“推”若依B2改作“维”，其意似仍可通，则指“维持”“天地之大德”。若据B3改作“虽”，则破坏了此处的对句结构。这一段是碑记唯一因版本差异而产生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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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3 搢，B2“搢”，B1、B3“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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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4 B1、B2、B3“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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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5 B1、B2、B3皆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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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6 《说文解字》(《四部丛刊》本)，卷1上，页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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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7 《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150，页555。《四部丛刊》重印了北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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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8 《宋会要》，《选举》卷7，页18a-18b。赵抃担任1061年科举考官期间的日记也证明了当年的赋题。见刘昌诗，《芦蒲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5，页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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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9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扬子法言》，《四部丛刊》本，卷1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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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0 北宋对《法言》的态度，见Peter K.Bol,“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页234-235,29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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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1 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1995)，卷147，页3563-3565；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79，页1128-1129。庆历时期的教育改革，见李弘祺(Thomas H.C.Lee),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5),页23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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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2 这一句话与周室东迁的关联普遍被接受，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8，页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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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3 这个用法常见于宋代皇权的描述，例如1140年5月建立敷文阁的诏令。见《宋会要》，《职官》卷7，页15b；《全宋文》，册203，页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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