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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台北：大化书局，1979)卷49，页493。引用了负责蔡京流放的官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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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7 规定《日历》必须包含哪些项目的相关法规。见陈骙(1128-1203)，《南宋馆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4，页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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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8 《宋会要》，《运历》卷1，页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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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9 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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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0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甲编卷4，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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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1 《南宋馆阁录》卷7，页97；卷8，页114、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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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2 《宋会要》，《运历》卷1，页25a-26a。刘仪凤自1161年7月至1165年3月任职于秘书省史馆，见《南宋馆阁录》卷7，页85、88；卷8，页130、131。附带一提，由于刘仪凤将秘书省任内所抄录的一万多卷文件藏于私宅，故在1166年1月遭御史台指控并将他解职。见《宋会要》，《职官》卷71，页13a。以及《宋史》卷389，页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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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3 《宋会要》，《运历》卷1，页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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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4 《宋会要》，《职官》卷18，页6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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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5 《宋会要》，《职官》卷18，页67b-68a；《南宋馆阁录》卷4，页37-40。对于孙觌参与《钦宗实录》的撰述，以及十二世纪对于北宋覆亡的观点有何发展，详细的讨论，见本书《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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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6 《南宋馆阁录》，卷4，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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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7 《宋会要》，《崇儒》卷4，页30b；文件日期为1176年5月9日。关于1177年《长编》的完成，见李焘之子李壁(1155-1222)于1201年为其父所作的《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收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6-1995)，册1，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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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8 高斯得(1229进士)，《耻堂存稿》卷2，收入于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34-35。此处李焘的完整报告引自《孝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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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9 《宋会要》，《职官》卷18，页59b-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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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0 《朝野杂记》，《甲集》卷9，页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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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1 《宋会要》，《职官》卷18，页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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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2 同样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存有绍熙刻本，见王偁，《东都事略》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关于这部作品与《宋史》关系的研究，见舒仁辉《〈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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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3 《朝野杂记》，《甲编》卷4，页113-114。十三世纪的书目学家呼应了李心传的意见；见陈振孙(约1190-1249年之后)，《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页110；以及赵希弁(死于1250年之后)的看法，收入晁公武(死于1171年)与赵希弁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107；还有王应麟(1223-1296)，《玉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卷46，页51a。对于前述及与南宋同代作品的评价，亦见舒仁辉，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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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4 《宋会要》，《崇儒》卷5，页41a-b。这份文件也刊印在《东都事略》绍熙本的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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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5 王士祯，《蚕尾续文》卷19，页11a。也援引在陈述，《〈东都事略〉撰人王赏、偁父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1939年)，页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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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6 《东都事略》，册1，序题，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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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7 蔡崇榜，《宋代四川史学家王偁与〈东都事略〉》，《成都大学学报》4期(1985)，页24-25。以及何忠礼，《王偁和他的〈东都事略〉》，《暨南学报》3期(1992)，页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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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8 关于李焘从《东都事略》中如何取材(以及是否自其中取材)的问题，是复杂的书目课题，此处不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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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9 例如，在1144年9月获悉蔡攸之妻与其子进入京师时，御史汪勃强烈抗议，他们因此被秘密逮捕并在护卫下回到囚禁地。有一通敕令重申将蔡京的二十三个子孙永远放逐，并断绝未来任何赦免的可能性。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152，页2451。这个事件也在叶适(1150-1223)为汪勃所题写的墓志铭中提到，见《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24，页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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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0 《会编》卷49，页493-495。此处所谈论的两份作品为《中兴遗史》与《幼老春秋》。关于这些文本的年代与性质，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3分(1936年)，页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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