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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注391 《宋会要》，《职官》卷71，页13a；脱脱等编，《宋史》(1345；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389，《刘仪凤传》，页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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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2 《宋会要》，《运历》卷1，页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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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3 《宋会要》，《职官》卷18，页66b-6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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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4 《宋会要》，《职官》卷18，页57b；《宋史》，卷373，《洪迈传》，页11572；Herbert Franke,ed.,Sung Biographies(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1976),pp.47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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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5 《宋会要》，《职官》卷18，页67a-b。这些洪迈特别要求孙觌传写的官员传记包括：蔡京、王黼(1079-1126)、童贯(1054-1126)、蔡攸(1077-1126)、梁师成(1126年去世)、谭植、朱勔(1075-1126)、种师道(1051-1126)、何㮚(1089-1127)、刘延庆(1068-1126)、聂昌(1078-1126)、谭世绩(1074-1127)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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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6 《宋会要》，《职官》卷18，页67b，记时于1167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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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7 关于更细致的研究，见黄汉超，《〈宋神宗实录〉前后改修之分析》，《新亚学报》第7卷第1期，1965年2月，页367-409及第7卷第2期，1966年8月，页157-195。孙觌被认为简化了这个议题。现代学者蔡崇榜则认为《神宗实录》在宋代重修不少于五次，见《绍兴〈神宗实录〉两修考》，《文史》，第37辑，1993年，页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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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8 《宋会要》，《职官》卷18，页67b-68a；《南宋馆阁录》，卷4，页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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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9 关于孙觌的致仕，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约成书于1208年；重印本，丛书集成本，以下简称《要录》)，卷185，页3093；卷192，页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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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0 《宋史》，卷472，《奸臣·蔡京传》，页13721-1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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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1196；重印本，台北：大化书局，1979。以下简称《会编》)，册1，页49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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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2 王偁，《东都事略》(1186；重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卷101，《蔡京传》，页1a-5b。关于建立在《宋史》传记“考古学”的蔡京历史意象的演变，见本书《〈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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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3 关于《四朝国史》编纂的历史(这工作于1168年由李焘所展开)，见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4，页110-111及王应麟(1223-1296)，《玉海》(重印本，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卷46，页49b-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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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4 《宋会要》，《崇儒》卷5，页41a-b。亦印于文海出版社重印的《东都事略》前。李心传提到关于《东都事略》与《四朝国史》之间关系的有趣小故事符合洪迈奏议叙述的细节。根据李心传的说法，洪迈与李焘在乾道时期(1165-1173)曾就宫廷礼仪发生争执，孝宗最后听从李焘的建议，使洪迈非常不愉快。当李焘于1184年去世时，《四朝国史》的传记部分尚未完成，而皇帝指定洪迈完成这个工作。然而洪迈仍然对之前的争论耿耿于怀，便冷落李焘手稿的残余部分。当皇帝催促完成这份工作时，洪迈便将才刚进呈的《东都事略》的传记抄录进《四朝国史》。李心传的说法同时说明了为何《四朝国史》存在许多错误，以及为何洪迈之后推荐王偁任官。见《朝野杂记》，甲集，卷9，页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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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5 《玉海》，卷46，页51a。借由比较保存于1194年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中27篇正式的《实录》传记与《东都事略》的相关传记，有可能形塑出《东都事略》与其原始材料彼此关联的印象。在粗略地比较几篇传记之后，显示《东都事略》作为“节录的事件”、“摘要”的描述是经过考虑而精确的。《实录》的文本(每篇皆以传主去世时的确切日期开头)被以精确的模式建立起来。《东都事略》跟随着《实录》所述事件的序列，但加以摘要并浓缩材料，以提供更具有效率的、较少篇幅的文本。关于实录的传记，见杜大珪(于1194年之后去世)，《琬琰集删存附引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引得特刊第12辑(3卷本，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8)，卷3，页1a-55b。南宋的读者批评《东都事略》过度简要的本质，见陈振孙(约1190-1249年之后)，《直斋书录解题》(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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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6 关于王赏作为史官的事迹，见《要录》，卷144，页2318；卷145，页2319；卷146，页2356；卷150，页2418；卷159，页2577；卷160，页2736。《宋会要》，《职官》卷70，页28b和《选举》卷34，页8b。《南宋馆阁录》，卷8，页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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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7 关于《长编》的出版历史，见顾吉辰、俞如云，《〈续资治通鉴长编〉版本沿革及其史料价值》，《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页36-42。关于王氏父子及其作品的研究，见陈述，《〈东都事略〉撰人王赏父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9年，页129-138。虽然陈述自己对于《东都事略》的成书日期没有表态，他引述了清代学者王士祯(1634-1711)的说法(王士祯认为《东都事略》完全是由王赏完成的)。关于王赏、王偁对《东都事略》贡献的相对部分、此书的成书日期，以及《长编》与《东都事略》的关系仍存在许多争议。赵铁寒在他为台湾重印《东都事略》本子所写的序言中提到《长编》的注释包含了许多《东都事略》的引文，赵氏并主张李焘曾接触过《东都事略》的早期稿件。然而，有些大陆的学者坚持这些注释是事后所加上的，并非李焘原来文本的部分，见蔡崇榜，《宋代四川史学家王偁与〈东都事略〉》，《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页23-29及何忠礼，《王偁和他的〈东都事略〉》，《暨南学报》，1992年第3期，页55-64。这些学者，相对于陈述，强调王偁而非其父对《东都事略》的贡献。确实，辽宁省图书馆所保存的《长编》108卷南宋版本的最近重印本并未包含《东都事略》的引文。然而，就像陈智超于序言所指出的，这个版本并非最初由李焘监督印行的版本，而是其后商业用的版本，只保留了原文的百分之七十。见《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7册本，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序言》，页7。关于《长编》与《东都事略》确切的关系尚待更细致的研究。此时，笔者倾向相信现在保存于《长编》的《东都事略》引文是后来添写的，但笔者认为李焘接触过王赏《东都事略》的早期手稿，或是从史馆接触到相似材料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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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8 《记孙觌事》，《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卷71，页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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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9 《会编》，册2，页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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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0 《会编》，册2，页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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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1 《要录》，卷1，页20。关于孙觌写给朱倬信件的完整内容被保存在孙觌的文集《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12，页13a-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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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2 即使已处于无望的军事状态，北宋宫廷到最后仍保留了对文学价值的强烈依恋。李心传提到(《要录》，卷1，页29)在被囚禁期间，宰相何㮚提议钦宗君臣作诗度日。很自然地，这些人以诗作为透露关于彼此可能的行动步骤的想法载具。钦宗所做的诗全用“归”和“回”字韵，这指出了他渴望借由满足金人的要求以返回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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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3 黎靖德(1263年在世)编，《朱子语类》(1270；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30，页3131-3333。这段话也被引用进《永乐大典》(1407；重印本，台北：世界书局，1962)，卷10421，页11b-12a。朱熹最后一段话的含义是指汉代作家蔡邕(133-192)之死。蔡邕在董卓(死于192年)死后落入军阀王允(死于193年)手中。蔡邕请求王允饶恕他的性命，使他可以完成他所写的汉代历史。但王允拒绝此要求，并指出当时汉武帝错在没杀司马迁，使司马迁得以完成他的“谤书”(即《史记》)批评皇帝。王允推测蔡邕将会做类似的事情，便处死蔡邕以免“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见范晔(398-445)，《后汉书》(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60下，页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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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4 接下来的节要用的是《宋史》卷23的基本纪录。另外也很有用的是：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of China.Volume 6.Alien Reign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23-30;Sabine Werner,Die Belagerung von K’ai-feng im Winter 1126/27(Stuttgart
:Franz Steiner,1992),pp.16-68;Herbert Franke,“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in Françoise Aubin,ed.,Études Song,in memorian Étienne Balazs.Serie I.Histoire et institutions(Paris
:Mouton & Co,1970),pp.55-84;and Samuel H.Chao,“The Day Northern Song Fell,”Chung-yüan hsüeh-pao 8(Dec.1979)，14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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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5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长编》只有前108卷的节本有清朝之前的印本传世。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包含整个徽宗朝与钦宗朝)都在剩下的部分于1407年被抄录在《永乐大典》前就遗失了。不过，《长编》的完整文本于13世纪被杨仲良节录并主题式地重新编排，有些《长编》遗失的材料可以从杨氏编纂的作品中取回。关于杨仲良与其作品的研究，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这部被重新找回的史料由黄以周(1829-1899)及其他人按时间先后加以安排，并补充了非常有用的注释。关于李焘文本对于姚平仲事的说法(亦即朱熹所回应的那个文本)，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253；重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以下简称《本末》)，卷145，页5b-7a；卷147，页7b-8a和黄以周等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1883；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53，页1645-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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