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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6 《东都事略》，卷12，《钦宗本纪》，页2a；王德毅，《李焘父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页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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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7 《会编》，册1，页278-279、280-283、286-287、288、327-329；参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页152-153。关于郑望之对于金人的态度以及他在1127年后所受到的惩罚，见《要录》，卷5，页128；《宋史》，卷23，《钦宗本纪》，页426及卷24，《高宗本纪》，页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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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8 John Winthrop Haeger,“Sung Government at Mid-Season
:Translation of Commentary on the Ching-k’ang ch’uan-hsin lu”(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1).这篇论文有些章节已经出版：John Winthrop Haeger, “1126-27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ntegrity of Culture,”in Haeger,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Tuscon,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5),pp.143-161;and Haeger,“Li Kang and the Loss of K’aifeng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Dissent in Mid-Sung,”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2.1(1978)，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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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9 潜，据《宛委别藏》本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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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0 《本末》，卷145，页5b行7到页6a行1(《会编》，册1，页329亦同)。李焘对郑望之的文字(描述李纲如何热切地希望作战，以及姚平仲的自大)有所删减。郑望之描述他曾听闻姚平仲吹嘘他在1121年协助镇压方腊之乱时杀了许多“魔贼”。“纲信其说，意谓可以杀金军如杀魔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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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1 《本末》，卷145，页6a，行2至行3(与《靖康传信录》［丛书集成本］同，卷2，页11，行7至行8)；《本末》，卷145，页6a，行3至行5(与《东都事略》同，卷107，《种师道传》，页3b，行6至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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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2 《本末》，卷145，页6a行5至页7a行11(与《会编》同，册1，页329，行2至行4)。《会编》只有再现了被李焘所引用的郑望之文本片段，但无疑地李焘的全部引文是来自《靖康城下奉使录》，因为段落的主体包含了郑望之与斡离不之间的直接对话。这段文字，从“良久，罢遣归所”，一直到“今幸脱彼，未可言归也”已经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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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3 《本末》，卷145，页7a，行2至行4(与《靖康传信录》同，卷2，页11，行12至行13)；《本末》，卷145，页7a，行5至行6(与《靖康传信录》同，卷2，页12，行1至行2)；《本末》，卷145，页7a，行6至行7(与《靖康传信录》同，卷2，页12，行4至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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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4 《靖康传信录》，卷2，页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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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5 《会编》，册1，页322-323。《会编》也收录了一些此军事行动失败后，宋、金双方通信的片断文字(《会编》，册1，页323-324；完整的文本见《大金吊伐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80-188)。宋廷的信件并无什么有帮助的材料。其信否认事先对此计划知情，并允诺会惩罚姚平仲以及枢密院的主战派(如李纲)。这种投降的态度说明了姚平仲的消失，其经由长安逃到四川。姚平仲许多年后以道士之姿出现在四川青城山上清宫。诗人陆游(1125-1210)于1174年曾在该处遇到姚平仲，并为之撰写了一篇小传(包含姚平仲逃走以及作为道教隐士生活的一些细节)。这篇传记形塑了其后关于姚平仲传说的基本部分。见《渭南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3，页1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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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6 《会编》，册1，页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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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7 《玉照新志》(1198；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5，页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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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8 Haeger,“Sung Government at Mid-Season,”pp.266-267.Haeger主要使用赵铁寒，《由〈宋史·李纲传〉论信史之难》，《大陆杂志》，第8卷第11期，1958年，页338-341。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姚平仲事的细致分析。另外，赵效宣对李纲有细致的传记研究，见赵效宣，《李纲年谱长编》(香港：新亚书院，1968)，页58。赵效宣并未重视赵铁寒的研究成果，仅简单地处理李纲该为姚平仲事所负的责任(赵效宣只简单提到：“朱子已辩驳甚详，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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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9 《本末》，卷145，页8b-9a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4，页1707-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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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0 《东都事略》，卷12，《钦宗本纪》，页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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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1 《本末》，卷145，页8b行7至页9a行3(与《靖康传信录》同，卷3，页25行11至页26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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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3 《宋史》，卷212，《宰辅表》，页5533-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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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4 《靖康要录笺注》，卷10，页1063-64。《宋会要》，《职官》卷78，页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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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5 《会编》，册1，页468；《靖康要录笺注》，卷7，页778-779。关于《靖康小雅》，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页299-300和《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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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6 记于王明清，《玉照新志》，卷1，页7；卷5，页76。孙觌在《宋史》无传，一般认为是为他曾参与撰写“降表”的行为所做的历史惩罚。接下来笔者所选录的孙觌生平细节部分主要来自于《宋会要》、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以及孙觌现存的作品。孙觌的作品提供了复杂的目录学议题(因为孙觌在道学的圈子中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孙觌作品比较通行的版本显然是在12世纪的四川与福建出版的，但存在着大量的错误以及一些其他作者的作品。1199年，孙觌之子孙介宗出版了其父42卷的文集(名为《鸿庆居士集》)。由周必大(1126-1204)替此书写序，而孙介宗自己撰写后序。在后序中，孙介宗提到孙觌写于1127年以前的作品大约九成都遗失于靖康之难时的开封。他也提到他父亲政治的退隐，以及其在秦桧执政时期对于文学迫害的担心。此时期孙觌创作极少，而且多是无害的社交文字。孙介宗写道，这些因素导致了孙觌文集的内容以及规模不大的原因。然而，现存的42卷文集，无意中透露出孙觌或是其子有意隐藏孙觌过去的迹象。更多关于孙觌文集今存版本的信息，见陈晓兰：《孙觌生平及其文集详考》，《孙觌研究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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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7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页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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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8 见孙觌写给苏轼孙子苏籍的信，收于孙觌，《孙尚书内简尺牍》(《四库全书》本)，卷7，页1a-4a和孙觌，《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12，页5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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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39 《宋会要》，《选举》卷12，页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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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40 《宋会要》，《职官》卷18，页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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