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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55 《要录》,卷185,页3093;卷192,页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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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56 《宋会要》,《职官》卷71,页13b-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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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57 《潜研堂文集》(《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卷31,页483-484。这份文本也收有一则有用的孙觌任官年表(这份年表是建立在钱大昕对孙觌文集的阅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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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58 《鸿庆居士集》(《常州先哲遗书》本)序,页1a;后序,页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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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59 参见《会编》,册3,页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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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1 《朱熹集》,卷76,页3972-3975。朱熹《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祠记》收录了与这篇后序同样的观点与话语,见《朱熹集》,卷79,页4120-4122。叶适(1150-1223)《李丞相纲谥忠定议》在为授予李纲谥号“忠定”(反映了李纲在中兴时期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努力使人民生活重回稳定)而作的文本亦提供了对李纲历史角色的类似分析,虽然他略去了宇宙介入的部分。见《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26,页527-528。李纲多次为其政敌所诽谤、压迫的主题,在道学提升其他文化英雄的地位之时是个关键因素。见《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及Ellen G.Neskar,“The Cult of Worthies: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960-1279)”(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93),pp.1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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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2 《朱子语类》,卷130,页313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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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3 Haeger,“1126-27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ntegrity of Culture,”pp.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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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4 《叶适集》,卷12,页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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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5 《朝野杂记》,甲集,卷4,页110;《汉书》(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62,页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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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6 《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序,页2a。周必大对孙觌之于史馆有贡献一事给予极高评价。他最初写给朱熹的信(此事在《朱子语类》该段的开头部分被提及)并没有因为《长编》的问题而责怪孙觌,而朱熹则自己将两件事联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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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7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10,页207;王应麟,《玉海》,卷46,页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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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8 《中兴国史·艺文志》由于马端临(1254-?)有所引用,得以部分保存:“《中兴艺文志》:绍兴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纪成。乾道初进,时洪迈已出,李焘未入馆,史官迁易无常,莫知谁笔。后又进《钦宗本纪》,诏通为《四朝国史》,乃修诸志,未进而焘去国。淳熙初志成,焘之力为多,召修列传,垂成而焘卒。上命洪迈专典之初,迈以孙觌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贯、蔡攸、梁师成、谭稹、朱勔、种师道、何㮚、刘延庆、聂昌、谭世绩等列传,觌颇徇爱憎,迈多采之。迈又奏:‘四朝诸臣,有虽显贵而无事迹可书者,用迁、固之刘舍、薛泽、许昌例,不为立传。’逾年书成,为列传八百七十。迈又尝欲合九朝三史为一书,而不及成。”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卷19,页474-475。赵士炜对这些片段文字有所整理,见赵士炜,《中兴四朝艺文志》,《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4期,1932年,页31。在此《艺文志》中,每个条目的定年都是个复杂的问题。笔者相信“四朝国史”该条目可系年在1225-1250之间。见Piet van der Loon,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London
:Ithaca Press,1984),pp.19-20.这段插入《中兴四朝艺文志》中的文字,显示了13世纪中叶道学后继者们在修史机构中的影响力。关于那些未把《中兴艺文志》此段文字插入他们那私人目录学著作中的“四朝国史”条目,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页105和王应麟,《玉海》,卷46,页49b-51a。关于《宋史》洪迈传记中的孙觌事迹,见《宋史》,卷373,《洪迈传》,页1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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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9 《止斋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7,页4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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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0 《朱子语类》,卷107,页2664-2666。关于朱熹曾担任史馆的职位,见王懋竑(1668-1741),《朱子年谱》(1700;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4,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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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1 因为《资治通鉴纲目》直到朱熹死后才完成,并由于朱熹把此书的编纂工作交给他的学生,朱子学的学者们通常试着让这本说教式的、带有道德寓意的著作与朱熹保持距离。不过,近来有篇文章为朱熹参与编纂《纲目》的行为进行编年,见叶建华,《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1995年,页271-276。也可以参考由钱穆写成的较早研究,钱穆,《朱子新学案》(5卷本,台北:三民书局,1971),卷5,页1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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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2 《朱文公文集》,卷81,页7a-8a。关于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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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3 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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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4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1229;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30,页777、78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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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5 关于这些发展,见《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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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6 高斯得,《耻堂存稿》(《丛书集成》本),卷2,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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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7 见《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笔者已经在别处论证过李心传关于道学运动的历史著作《道命录》的现存版本,是元朝的朱熹追随者根据原本重新编辑的产物。见“Biblographic Notes on Sung Historical Works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Way and Its Destiny,”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0(2000)
:1-61.这篇文章收录了根据《永乐大典》重建原版《道命录》的产物。笔者也分析过李心传于1239年为《道命录》所作的序言,以及此书在晚宋史学的地位,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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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8 元代史官袁桷(1267-1327)的记载曾谈到关于完成《宋史》所遭遇的问题,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本),卷41,页31a-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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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9 《宋史》,卷427至卷430,《道学传》一至四,页12709-1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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