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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29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页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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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0 Wing-tsit Chan,Chu Hsi
:New Studie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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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1 《永乐大典》，卷8164，页19b行6至行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8，页633。本文使用的《朱熹行状》版本，见《朱熹集》，页5784-5785；叶公回，《朱子年谱》，页81-85。汤思退的阻挠亦见于《宋史》，卷429，页12753。这些奏章的概览，参见：Schirokauer,“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Chu Hsi,”pp.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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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2 《永乐大典》，卷8164，页19b行7至行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8，页633；《宋史》，卷429，页1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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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3 关于胡铨与他做为秦桧政敌所发挥的作用，参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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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4 《朱熹集》，页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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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5 见本书《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使用地理词汇“福建”与“四川”虽然能说明这两个学派的起源地，但不能认为这意味着所有采用福建学派的史著体裁的史家都来自福建。删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纂成《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杨仲良来自李焘在四川的家乡，甚至有可能是李焘的姻亲。情况可能是各种删节本体裁源自福建而传播到四川等南宋国土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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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6 所有已知李心传著作(无论传世或亡佚)的书目，参见王德毅，《李心传著述考》，收录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附录》，页6771-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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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7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0《丞相忠定郑公行状》，页14b；《全宋文》331册，卷7611，页27。这个事件发生在郑清之二度为相的1247年至1251年之间，刘克庄引用这个故事以说明郑清之对恩师的尽心尽力。然而，这个事件也说明了郑清之偏好删节本史著。关于郑清之大力支持与参与另一部重要的纲目体史书，参见本书《陈均的〈纲目〉》。楼昉的《十朝撮要》并未传世。关于他对道学史的其他贡献，参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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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8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0，页5a；《宋史》，卷414，页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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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39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77，页5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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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0 《耻堂存稿》(《丛书集成》本)，卷3，页62。李心传经学著作的书目文献式注释，参见王德毅，《李心传著述考》，页6771-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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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1 王德毅，《李秀岩先生年谱》，页6711，6714。黄榦曾为李道传撰写墓志铭与祭文，参见：《勉斋集》(《四库全书》本)，卷38，页24b-33a；卷39，卷16b-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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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2 《勉斋集》，卷22《书晦庵先生语录》，页6a-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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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3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77，页19a-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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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4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77，页10a-10b；王德毅，《李秀岩先生年谱》，页6733-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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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5 黄榦文集里有两封书信论及他对朱熹语录和朱熹已刊稿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第一封是给李道传的回信，另一封则致叶味道(1220进士)。叶味道是朱熹的重要门人，与李道传密切合作印行《朱子语录》的初版。参见《勉斋集》，卷8，页11a-13a；卷161a-3a。这两封书信都在1214年或1215年写成，亦即《朱子语录》印行前不久。如1238年李性传《朱子语续录》自序所述，黄榦在1215年版的《朱子语录》刻版后，对编辑、印行语录的计划提出反对，致使他和李氏家族关系紧张。黄榦在致予叶味道的信中就责备他删去《语录》与朱熹《四书集注》刊本冲突的数处文字。黄榦认为这些段落具有注释价值，期望叶味道保留原稿，让已经删掉的部分有机会补回日后印行的《朱子语录》。致予李道传的信中，黄榦提到原先他和李道传都担心过度删削《朱子语录》的手稿抄本，但如今这个问题已没那么重要，因为叶味道已经修整了付梓前的定稿。黄榦接着说，原则上他觉得《语录》文稿“宁过于详”，否则没有印出的材料将有消失不传之虞。然而黄榦相当质疑李道传《朱子语录》诸多贡献者的学术水平，他倾向印出当时存在的所有朱熹对话纪录，但是资料来源的品质必须有所管控。这两封书信的最后一点可谈之处是黄榦的语气显著不同。黄榦致予李道传的书信有礼但疏远，显示两人少有交游；给叶味道的信则直言不讳，表明这两位朱熹门人交谊匪浅。由于没有李道传与叶味道的往来书信，很难了解两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也不容易知悉两人印行《朱子语录》的工作关系。另外，李性传1238年刊印的《朱子语续录》，很大程度上是以1215年李道传编辑《朱子语录》删去的资料为基础。有鉴于此，我们也应该推想：在李氏兄弟中与福建学派关系最近的李道传，比乃弟李性传更偏好为朱熹形象量身订做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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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6 吕祖谦与张栻的谥议，见《道命录》，卷8，页10a-18b。《宋史·理宗本纪一》(卷41，页788)录此事于1226年1月，同月李心传首度被召入阙，而张九成、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的后人也被进用为官，一如1224年程颐后人所得到的待遇。这些举措显示，正当李心传在122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编纂《道命录》之时，“宽泛认定”的道学正流行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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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8 陈俊民编，《朱子文集》(10卷本，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册1，页13-26。需要说明，本文随文引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后括号中的页码，第一组是台北2003年两卷本的页码，分号后第二组是北京2004年版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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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9 以上的段落不能说明余先生的著作在美国学者中得到了一致的看法。一方面，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对宋代“道学群体(fellowship of the tao)的思想和政治互动的研究已经提出很多类似余先生的看法，因此他将该书看作是朱熹研究中的里程碑的著作，并将其视为余英时的老师钱穆先生(1895-1990)在《朱子新学案》中所开始的研究过程的延续，钱穆先生强调了朱熹思想在纯粹哲学维度以外的历史维度的问题。参《朱子新学案》 (台北：三民书局，1971)。田浩的评论参见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Summer 2004), 355-361。而另一方面，包弼德(Peter K Bol)先生在发表于2002年《当代》杂志上对该书序言的回应的文章中，则对在方法上如何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区分开，再结合起来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余先生的研究忽视了社会的变化和南宋地方士人的积极性(activism) 参见他的“On the Problem of Contextualizing Ideas: Reflections on Yu Yingshi’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ng Daoxue,”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4 (2004), 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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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0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 (River Edge, NJ: Global Publishing Co.Inc., 1996), preface, viii-ix.本文与1991年的文章《钱穆与新儒家》(页103-158)类似, 这篇文章回应了中国大陆学者将新儒家的范围扩展到钱穆和余英时自己的做法。余英时将钱穆的倾向和学术划定为历史学家，而不是类似新儒家的奠基人和哲学家熊十力(1885-1968)及其追随者那样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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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1 以上观点可参见杨儒宾，《如果再回转一次哥白尼的回转——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当代》第195期(2003年11月),页125-141 ，以及刘述先，《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2003冬), 页316-334.对本文的反驳及其再反驳，见《当代》第197期(2004年1月), 页54-73以及第198期(2004年2月),页97-105;《九州学林》第2卷第1期(2004春), 页301-310以及第2卷第2期(2004年夏), 页294-296, 29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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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2 参见陈来的评论，发表于《二十一世纪》79 (2003年10月), 页130-139 以及葛兆光发表在《当代》 198 ( 2004年2月), 页86-96的评论。陈来的这篇审慎和具有支持性的评论可以作为对该书的主题及其对宋代研究贡献的介绍。葛兆光的评论标题运用了一句禅语“拆了门坎便无内无外”。他认为余英时的“政治/外在”的关注和新儒家们对“哲学/内在”的关注并不是对立的。引用《大学》中将“公”与“私”连接起来的说法，他认为成功参与政治的想法是宋代士人具有的想法，而不只是道学特有的。为官之时候，士人们是政治家，不做官时，他们就成为哲学家甚至是对政治的持久观察和评论者。他同意余英时的观点，认为宋代的很多哲学史料其实都有很具体的政治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被时间消磨掉，因此给现代人呈现出这些材料只是纯粹哲学材料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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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3 香港大学的两位博士的论文有助于此讨论。参见周莲弟，《周必大研究》(未刊博士论文，2001年)以及罗荣贵，《陈傅良研究》(香港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两篇文章都是中文的。另外可参见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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