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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4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77，页10a-10b；王德毅，《李秀岩先生年谱》，页6733-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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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5 黄榦文集里有两封书信论及他对朱熹语录和朱熹已刊稿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第一封是给李道传的回信，另一封则致叶味道(1220进士)。叶味道是朱熹的重要门人，与李道传密切合作印行《朱子语录》的初版。参见《勉斋集》，卷8，页11a-13a；卷161a-3a。这两封书信都在1214年或1215年写成，亦即《朱子语录》印行前不久。如1238年李性传《朱子语续录》自序所述，黄榦在1215年版的《朱子语录》刻版后，对编辑、印行语录的计划提出反对，致使他和李氏家族关系紧张。黄榦在致予叶味道的信中就责备他删去《语录》与朱熹《四书集注》刊本冲突的数处文字。黄榦认为这些段落具有注释价值，期望叶味道保留原稿，让已经删掉的部分有机会补回日后印行的《朱子语录》。致予李道传的信中，黄榦提到原先他和李道传都担心过度删削《朱子语录》的手稿抄本，但如今这个问题已没那么重要，因为叶味道已经修整了付梓前的定稿。黄榦接着说，原则上他觉得《语录》文稿“宁过于详”，否则没有印出的材料将有消失不传之虞。然而黄榦相当质疑李道传《朱子语录》诸多贡献者的学术水平，他倾向印出当时存在的所有朱熹对话纪录，但是资料来源的品质必须有所管控。这两封书信的最后一点可谈之处是黄榦的语气显著不同。黄榦致予李道传的书信有礼但疏远，显示两人少有交游；给叶味道的信则直言不讳，表明这两位朱熹门人交谊匪浅。由于没有李道传与叶味道的往来书信，很难了解两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也不容易知悉两人印行《朱子语录》的工作关系。另外，李性传1238年刊印的《朱子语续录》，很大程度上是以1215年李道传编辑《朱子语录》删去的资料为基础。有鉴于此，我们也应该推想：在李氏兄弟中与福建学派关系最近的李道传，比乃弟李性传更偏好为朱熹形象量身订做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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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6 吕祖谦与张栻的谥议，见《道命录》，卷8，页10a-18b。《宋史·理宗本纪一》(卷41，页788)录此事于1226年1月，同月李心传首度被召入阙，而张九成、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的后人也被进用为官，一如1224年程颐后人所得到的待遇。这些举措显示，正当李心传在122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编纂《道命录》之时，“宽泛认定”的道学正流行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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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8 陈俊民编，《朱子文集》(10卷本，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册1，页13-26。需要说明，本文随文引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后括号中的页码，第一组是台北2003年两卷本的页码，分号后第二组是北京2004年版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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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9 以上的段落不能说明余先生的著作在美国学者中得到了一致的看法。一方面，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对宋代“道学群体(fellowship of the tao)的思想和政治互动的研究已经提出很多类似余先生的看法，因此他将该书看作是朱熹研究中的里程碑的著作，并将其视为余英时的老师钱穆先生(1895-1990)在《朱子新学案》中所开始的研究过程的延续，钱穆先生强调了朱熹思想在纯粹哲学维度以外的历史维度的问题。参《朱子新学案》 (台北：三民书局，1971)。田浩的评论参见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Summer 2004), 355-361。而另一方面，包弼德(Peter K Bol)先生在发表于2002年《当代》杂志上对该书序言的回应的文章中，则对在方法上如何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区分开，再结合起来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余先生的研究忽视了社会的变化和南宋地方士人的积极性(activism) 参见他的“On the Problem of Contextualizing Ideas: Reflections on Yu Yingshi’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ng Daoxue,”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4 (2004), 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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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0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 (River Edge, NJ: Global Publishing Co.Inc., 1996), preface, viii-ix.本文与1991年的文章《钱穆与新儒家》(页103-158)类似, 这篇文章回应了中国大陆学者将新儒家的范围扩展到钱穆和余英时自己的做法。余英时将钱穆的倾向和学术划定为历史学家，而不是类似新儒家的奠基人和哲学家熊十力(1885-1968)及其追随者那样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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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1 以上观点可参见杨儒宾，《如果再回转一次哥白尼的回转——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当代》第195期(2003年11月),页125-141 ，以及刘述先，《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2003冬), 页316-334.对本文的反驳及其再反驳，见《当代》第197期(2004年1月), 页54-73以及第198期(2004年2月),页97-105;《九州学林》第2卷第1期(2004春), 页301-310以及第2卷第2期(2004年夏), 页294-296, 29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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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2 参见陈来的评论，发表于《二十一世纪》79 (2003年10月), 页130-139 以及葛兆光发表在《当代》 198 ( 2004年2月), 页86-96的评论。陈来的这篇审慎和具有支持性的评论可以作为对该书的主题及其对宋代研究贡献的介绍。葛兆光的评论标题运用了一句禅语“拆了门坎便无内无外”。他认为余英时的“政治/外在”的关注和新儒家们对“哲学/内在”的关注并不是对立的。引用《大学》中将“公”与“私”连接起来的说法，他认为成功参与政治的想法是宋代士人具有的想法，而不只是道学特有的。为官之时候，士人们是政治家，不做官时，他们就成为哲学家甚至是对政治的持久观察和评论者。他同意余英时的观点，认为宋代的很多哲学史料其实都有很具体的政治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被时间消磨掉，因此给现代人呈现出这些材料只是纯粹哲学材料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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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3 香港大学的两位博士的论文有助于此讨论。参见周莲弟，《周必大研究》(未刊博士论文，2001年)以及罗荣贵，《陈傅良研究》(香港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两篇文章都是中文的。另外可参见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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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4 主要材料参见吴处厚，《青箱杂记》 (1087; 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卷6，页63-64；文莹，《玉壶清话》 (1078; 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 卷3，页29-30；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 (1145; 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74，页986所引用的熙宁时期(1068-1077)的《湘山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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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5 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29.Egan 讨论说欧阳修强调内在修为需要成为好的写作的前提条件，这成为后代道学家的范式。我支持这个观点。无论程颐和朱熹会多么反对古文文体和对精致写作的追求，可他们自己尤其是朱熹的文章的语言却很多得益于欧阳修的成熟的古文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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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6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重印6册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卷21，页333；苏轼，《苏轼文集》(重印6册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卷10，页312;《朱子语类》 (1280;重印8册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卷129，页3086；富弼的《墓志铭》见杜大珪《琬琰集删存附引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特刊第12辑，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卷2，页8a-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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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7 “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来自于《论语·泰伯》：“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以及《孟子·万章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到了六朝时期，这个说法被用来赞扬一些官员的好品质。电子版《四库全书》可以提供这样的例子。他们来自1013年的《册府元龟》一书。这个说法一半在宋代文献中用来称呼努力工作的官员。同样如果搜索《四库全书》的话，也能看到这个说法也被用在赵普、韩琦和王安石身上。这个说法没有在范仲淹的早期传记中出现。现存文献中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此来形容范仲淹的材料来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1183年;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页3637; 显然李焘也是引用了前人的材料，很可能是来自1069年《仁宗实录》或者更可能是来自1082年的《两朝国史》的材料，因为《长编》的处理更接近于苏轼1089年的序言的方式。但是，《长编》中的篇章和我所见到的宋代文献中的其它例子一样，都只是指的一个官员的特点，而不是针对一群官员或者整个官员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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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8 葛瑞汉(A.C.Graham), Two Chinese Philosophers(London: Lund Humphries, 1958),pp.152-175.最近的讨论参见小岛毅《宋学の形成と展开》 (东京：创文社，1999)，页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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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59 对材料的讨论，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朱熹本人也在1194年将司马光放入祭祀的谱系中。自孟子后，这个谱系包括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以及朱熹自己的老师李侗 (1093-1163)。见郭齐、尹波编《朱熹集》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页4446，另参见Hoyt Cleveland Tillman, “Zhu Xi’s Prayers to the Spirit of Confucius and Claim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Wa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4.4 (October 2004), 5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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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0 《全宋文》360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55册，卷1196，页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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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1 《长编》卷205，页4975-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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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2 Young Marti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New York: W.W.Norton,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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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3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成书约1250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54。对这篇文献的系年研究，参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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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4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1782年;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卷70，页95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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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5 Conrad Schirokauer, “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üeh,”in John Winthrop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pp.16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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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6 注意Schirokauer在第191-192页对张釜 (1178年进士) 在路级职位上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和一个反道学领袖的描述：他“修筑堤防，请求减免赋税，施行社会救济，减少关卡费用，督导军事设施，建立社仓，督修水利，荐举贤达，在山中修建驿站，舒缓盐课”。Schirokauer的总结来自于有关张釜的一个独特的传记，载于《京口耆旧传》 (《守山阁丛书》本), 卷7，页16a-17b.《宋史》卷390(页11953)把他的传记只缩减成一句话，就是他在1196年反对道学：“釜，庆元间为谏官，力排道学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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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7 James T.C.Liu, “An Early Sung Reformer: Fan Chung-yen”,in John K.Fairban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127-130;and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Bureaucrats: Some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and Behavioral Typ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3 (December 1959), 20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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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8 John Chaffee, “Chao Ju-yü, Spurious Learning, and Southern Sung Political Culture,” JSYS 22 (1990-92),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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