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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与传统忠君爱国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优秀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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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的“爱国”总是与“忠君”相联系,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其具体形态为在公民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19世纪的维新派最早将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至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渐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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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外部的刺激密不可分。亚当·斯密最早对中国文化做过悲观性的评述,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停滞”。黑格尔的看法较有眼光,他说,“中国在等待着,一旦出现主客观的对峙,中国就会产生真正的变化”。一百多年来,正是在外力的压迫和作用下,中国内部的积极因素勃兴,才开始加快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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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也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中国内部积极因素扩张的结果,无论是康梁、立宪运动,还是孙中山、五四运动,无不从民族主义汲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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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历经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而展开的。这几个重要阶段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转折年代。换言之,历经这几个转折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进入更高的层次。一百五十年来,大致有下列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外力冲击、刺激下,中国内部变革的因素急剧扩大,中国进入器物层面的变化,即从“中华世界中心主义”,转而向西洋学习先进科技,此即1860—1895年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器物层次的变革演进到制度变革层次。甲午战败标志“洋务”破产,中国先进人士开始呼吁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同时并存。第三阶段,民国肇始,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又有先进分子发动思想革命,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层次演进到思想价值层面的变革,此即新文化—五四运动,其基本诉求是:全面反传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再造一个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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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次高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规定,日本将控制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国的内政也将被日本所操纵。消息传来,“国耻”的呼声响遍全国。在中日谈判期间,最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为海外留学生所发动。2月,留日学生宣布集体离开日本回国,而在美的部分学生则成立国防会,强调国防的重要。国内表达爱国反日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抵制日货。1915年3月18日上海率先开始抵制日货,从此抵制外货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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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中日交涉,能获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获得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中,袁世凯政府有意识地向北京的新闻界透露中日谈判的内容,经过报界的传播,全民性的爱国高潮兴起,社会各界对袁政府的认知果然也大为加深。直至中日签定“民四条约”,这一局面方彻底改变。这种借外力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后的历届政府所采用,几乎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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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15年“二十一条”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使得中国人“毋忘国耻”,那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源于厚望落空后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十四条”,其中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公海航行自由、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条”被普遍认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护身符。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有权收回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和胶州湾,然而在和会上,上述土地不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继承。对中国而言,在现实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条”并未产生效力,失望与愤怒驱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头,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工商阶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等都被卷入,出现了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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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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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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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南京路时,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的群众十三人,逮捕五十余人,从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全国大中城市发生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过程中,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条件下劳工与外国雇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现,并和反帝运动结合了起来。在广州,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路经沙面租界区时,英租界内的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杀的惨案。广州沙面事件再次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其诉求也由先前政府与列强谈判“废约”,向以民众广泛参与反帝运动的激进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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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引发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的全面抗争。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具体体现为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1924年“废约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年的“五卅运动”更激化了这一诉求,形成全国性的反帝浪潮。二是增强了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在与列强交涉中外条约时,北洋政府采用技术性的方式,通过修订即将到期的不平等条约,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但在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20年代,这只会被视为是对列强的软弱。与之相对应,南方广州政府的革命“废约”更易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两重意义相互作用,进而引发出新的概念:若要实现国家独立,唯有先推翻列强与军阀的统治。到了1926年,广州政府明确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并以此为口号昭示全国,出师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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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党与现代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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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经过几次短暂的上层权力斗争,蒋介石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内其他各政治派系,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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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皆宣称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承诺为出发点,实行“民族主义”自然应是国民政府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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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即丧失了独立的关税自主权,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关税税率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随着1928年北伐告成,列强相继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于是正式提出重订关税条约。国民政府原想与各国集体谈判解决新约问题,但遭到了拒绝。美国出于遏止日本在东亚急速扩张的考虑,率先与中国修订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做出重大的让步后,中国方才与日本签定了关税协定,至此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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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在收回权利运动中,外国特许权从39项减至13项,一些小国治外法权被取消,实现了邮政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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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日本侵略扩张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仅靠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已不足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国民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全力“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做战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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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它的首要目标为调查、研究国防经济,筹划经济动员。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其工作的重点是发展与国防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为此专门制定了发展国防重工业的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民政府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签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军火、兵工厂,中国则以钨、锑、猪鬃等战略物资作偿付。在资源委员会的统筹下,五年计划在有序地进行,一批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继建成。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不得不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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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抗日做了许多准备,特别在交通建设、国防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国民政府通过依靠国家力量,快速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进而“发达国家资本”的工业化模式无疑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经济上表现出这种开放姿态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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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政治权威的蒋介石,一贯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与开发资源,以传统价值为思想主干,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追求“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仅在五个月内,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等数篇文章,并亲自修订了《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歌》,将运动推广至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各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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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介石的规划,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要求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体现在这一原则上。大力宣传以“礼义廉耻”为符号的价值体系,虽在禁烟、禁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后也暗藏着不断纯化社会思想的政治意图,而纯化思想的过程也就是追求国民党思想一元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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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推行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即指“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1]希望以军事化特有的集中服从来打消个人的自我意识,使社会成员在迷失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认同国民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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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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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与全民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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