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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中共的“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其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重视和支持。面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压力，国民政府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兵北上，在华北积极备战。同时，蒋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在继续争取英、美外交支持之余，开始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备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时，中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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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蒋介石派曾任自己侍从达八年之久的邓文仪任驻苏武官，负责沟通中苏高层间的联系。为了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他对此慎之又慎，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与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某种试探性的接触。国共双方此时的联系仅停在较低的层次上。蒋介石的这种调整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力图彻底削弱中共的实力。在蒋介石看来，唯有如此，方能减弱中共日后的发言权。因此，蒋介石对红军依然重兵围剿，却又不中断双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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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试探性接触，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潘汉年在上海进行直接会谈。然而双方距离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之中，蒋介石于是决心继续对中共保持高压政策。在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携其高级党政军官员飞抵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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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督战最终激化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在数次劝谏无用后，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放弃了原先“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改为“逼蒋抗日”。经过蒋介石、张学良、中共三方数天的磋商，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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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某些战役如忻口战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两党长期的争斗又决定了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共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增长。对于中共实力的扩大，蒋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政策，国共两党的冲突与磨擦迅速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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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几乎破裂。皖南事变加剧了国共之间的不信任。虽然其后不久中共又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但双方的猜忌与疑虑已很难化解。这种互不信任也预示了战后国共和谈的失败，国共合作终将被兵戎相见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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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重要性开始提升。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先中外间的条约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特别是英美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占领，英美此时在华的种种特权几乎已没有现实基础，废约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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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10日，美英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就条约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美、中英于1943年1月签署条约，宣布废除美、英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及辛丑条约后所获得的一切特权。以美英废约为先导，中国先后与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国签定条约，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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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洗却了中国百年来的外交屈辱，是国民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的正面形象。其后，中国参与了国际间针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重大会议。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大国平等对话，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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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四国决定成立联合国作为新的国际组织，代替一战后成立的国联。联合国的主要职能由安全理事会承担，而美、英、苏、中四国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享有一票否决权。常任理事国的职务使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承认。二战结束后，中国因而也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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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获得更多是美、英、苏地缘政治的产物，世界“四强”之一仅仅是在心理上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就自身而言，中国尚不具备成为“四强”的实力。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就是明证。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几乎完全恢复了帝俄在华的特权，而一年后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这表明，中国若想成为真正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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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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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然而，中国的情况与苏俄毕竟大相径庭：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几乎不可能。有鉴于此，毛泽东在马列的理论框架下，另辟途径，寻求非苏俄式的革命路径，从而实现武装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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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最先展开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江西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多由出身农民的党员组成。毛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与其长期从事农运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江西红色根据地内，几乎不存在任何马列经典概念中的产业工人，从农民中发展党员方是发展中共唯一现实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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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恰恰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简单地引入、模仿外来的思想、制度，只将着力点置于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而忽视改革社会的下层结构。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重视社会底层，其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进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将中国历史的传延性与外来思想相调适乃至融合，将中国本土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最大的依托，因此中国共产革命虽在上海、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受到严重挫败，但仍可依靠在农村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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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4年，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权。1935—1937年，毛泽东致力于中共的发展，暂时无暇顾及“形而上”的理论问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来，毛泽东加紧建构他对马列理论的新解释框架。这一时期所写的《矛盾论》、《实践论》集中代表了毛的马列理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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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前，毛泽东仅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军事问题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其理论贡献尚未被中共党内普遍认识。毛深知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不仅要在政治上成为党的核心，还必须在精神上为追随者提供理论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势，即因他们能用马列主义对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两相对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创造出对马列的新解释；也唯有如此，方能彻底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自己思索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念和盘托出，并以此一举奠定了党内精神导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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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将马列主义置于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以一种灵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解释、延伸与创新，将其灵活地与中国本土资源、苏共组织架构相融合后所创造出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共摆脱苏俄革命经验的束缚，标志着毛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迈出通向“君师合一”型领袖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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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共以延安为中心再建红色政权，经过数年经营，至40年代初，延安已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中共的干部居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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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历过1937年前与国民党武装斗争的“老干部”，另一个是1937年后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对中共而言，意识形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自然要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培训，而培训的场所就是中共创办的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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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训干部，中共在延安创办了大量学校，计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这类学校的职能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对入学的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思想训练。通过学习，让他们充分领会、掌握中共的各种理念与政策，并熟练地运用于现实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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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训练还有一个目的，即实现中共党内的思想统一。中共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圭臬，故而从苏联学习返国的王明、博古等“理论家”能在党内呼风唤雨。但随着王明等人的错误被全党逐步认识，以及毛在中共党内政治地位的上升，毛开始积极谋求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中共，将全党的思想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的职能之一，便是通过系统地指导广大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党内文件等方式，在改造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对于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则一露苗头就坚决给予反击，凋谢在《野百合花》中的王实味就是一个鲜明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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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训练另一个目的是将左翼知识分子、五四“爱国”与个性解放的关系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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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型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基础上，大力宣扬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力图以个性意识的萌发冲击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进而全面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与之一体的政治制度。但在“五四运动”前后，在爱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知识界却出现了重大分化。分化的关键点在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设计上。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坚持原先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逐个解决，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看来，个性解放不足于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唯有通过彻底的、系统的社会综合改造工程，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揽子解决个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正提供了这样一种为人类伟大的自我改造工程整体解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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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寻求一个根本解决的路径正是中国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恰恰勾勒出一条由现实至未来彼岸的康庄大道，即发动、组织社会底层的民众，以暴力革命颠覆旧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人间天堂。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路径设计上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终极目标上，共产主义也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图景有同构之处，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20年代后期兴起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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