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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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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然而，中国的情况与苏俄毕竟大相径庭：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几乎不可能。有鉴于此，毛泽东在马列的理论框架下，另辟途径，寻求非苏俄式的革命路径，从而实现武装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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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最先展开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江西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多由出身农民的党员组成。毛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与其长期从事农运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江西红色根据地内，几乎不存在任何马列经典概念中的产业工人，从农民中发展党员方是发展中共唯一现实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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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恰恰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简单地引入、模仿外来的思想、制度，只将着力点置于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而忽视改革社会的下层结构。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重视社会底层，其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进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将中国历史的传延性与外来思想相调适乃至融合，将中国本土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最大的依托，因此中国共产革命虽在上海、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受到严重挫败，但仍可依靠在农村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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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4年，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权。1935—1937年，毛泽东致力于中共的发展，暂时无暇顾及“形而上”的理论问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来，毛泽东加紧建构他对马列理论的新解释框架。这一时期所写的《矛盾论》、《实践论》集中代表了毛的马列理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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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前，毛泽东仅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军事问题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其理论贡献尚未被中共党内普遍认识。毛深知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不仅要在政治上成为党的核心，还必须在精神上为追随者提供理论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势，即因他们能用马列主义对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两相对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创造出对马列的新解释；也唯有如此，方能彻底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自己思索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念和盘托出，并以此一举奠定了党内精神导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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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将马列主义置于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以一种灵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解释、延伸与创新，将其灵活地与中国本土资源、苏共组织架构相融合后所创造出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共摆脱苏俄革命经验的束缚，标志着毛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迈出通向“君师合一”型领袖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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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共以延安为中心再建红色政权，经过数年经营，至40年代初，延安已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中共的干部居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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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历过1937年前与国民党武装斗争的“老干部”，另一个是1937年后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对中共而言，意识形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自然要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培训，而培训的场所就是中共创办的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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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训干部，中共在延安创办了大量学校，计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这类学校的职能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对入学的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思想训练。通过学习，让他们充分领会、掌握中共的各种理念与政策，并熟练地运用于现实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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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训练还有一个目的，即实现中共党内的思想统一。中共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圭臬，故而从苏联学习返国的王明、博古等“理论家”能在党内呼风唤雨。但随着王明等人的错误被全党逐步认识，以及毛在中共党内政治地位的上升，毛开始积极谋求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中共，将全党的思想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的职能之一，便是通过系统地指导广大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党内文件等方式，在改造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对于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则一露苗头就坚决给予反击，凋谢在《野百合花》中的王实味就是一个鲜明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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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训练另一个目的是将左翼知识分子、五四“爱国”与个性解放的关系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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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型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基础上，大力宣扬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力图以个性意识的萌发冲击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进而全面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与之一体的政治制度。但在“五四运动”前后，在爱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知识界却出现了重大分化。分化的关键点在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设计上。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坚持原先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逐个解决，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看来，个性解放不足于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唯有通过彻底的、系统的社会综合改造工程，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揽子解决个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正提供了这样一种为人类伟大的自我改造工程整体解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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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寻求一个根本解决的路径正是中国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恰恰勾勒出一条由现实至未来彼岸的康庄大道，即发动、组织社会底层的民众，以暴力革命颠覆旧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人间天堂。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路径设计上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终极目标上，共产主义也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图景有同构之处，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20年代后期兴起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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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社会综合改造工程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已预示了个人价值将被置于集体利益之下。而当个人与集体发生冲突时，集体高于个人就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这种集体至上的倾向又暗合了中国传统哲学轻个人、重集体的价值观，于是，“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在20年代后建构民族新国家的进程中很自然发生了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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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统一思想外，农民的组织化也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成为中共武装的主要来源。早在中共革命草创初期，毛泽东便有意识地将经过组织的农民纳入中共体制框架内。毛认为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对其进行必要的思想训练，使他们掌握一些马列的基本概念，即可启发农民的觉悟，实现农民党员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化。经过毛泽东的精心整合，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社会底层被凝聚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这样，中共组织的生态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民党员逐渐在中共党内占据压倒性多数，“农民性”的色彩也因此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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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7年的延安十年，中共实现了从俄式党向中国党的转型。通过整风运动，毛的党领袖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成为中共党内唯一的理论指导者。毛的思想、理论也上升至党的意识形态。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并列为中共的指导思想。1949年后，中共将延安时期的革命经验与苏联体制相糅合，创建了全新的国家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延安可以说是1949年后中国的母体，延安经验对中共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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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革命民族主义与中共的建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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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决定了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回避民族主义这一话题，中共自然也不例外，但民族主义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却有着双重性：一方面，中共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即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使中国摆脱外来侵略，这也是许多中共党员信仰共产主义的动机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又决定了中共只是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苏共眼中，推崇民族主义就意味着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严重者甚至还会被贴上“反苏”的标签。因而对中共而言，民族主义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字眼。直至3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共才正式大规模地宣扬其革命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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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所信奉的“革命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主义纳入其意识形态的解释体系中，具体而言，革命民族主义诉求的现实目标为反对日、美、英帝国主义以及他们支持的蒋介石政权，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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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苏联的地位极为独特。中共的信仰体系源自苏联，苏联在抗战初期对中国的支持以及苏共在中国共产革命期间给予中共的巨大帮助，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共对苏联有一种认同感。然而苏联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还有侵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一面，对于这一点，中共多从“阶级利益”的角度考虑，将政治现实主义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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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以中共的获胜而告终。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得中国重新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结束了自晚清以来内乱不断的局面。这大大满足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重大诉求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战后冷战格局下，中共只能选择依靠对中国共产革命长期抱有同情和支持的苏联。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出发，还是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出发，在中共看来，现代国家的母版自然应是苏联，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新中国不用“民族主义”的表达，而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平行起来，教育全国人民正确看待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49年6月，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实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这在事实上预告了中国将全方位引入苏联体制，通过集体化道路，快速实现苏式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可以不源于本土，可如果一味横向移植，只会水土不服，淮橘为枳，而中国共产革命在与国民党角逐中的最终获胜，个中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苏一边倒”作为建国初的一项国策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战略性安排，似乎和民族主义存在着某种矛盾，故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马上将他的“反共复国”行动定义为“反共抗俄”，以凸显国民党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和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1952年后中国不再提“一边倒”，而是加强发展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的独立自主大国的形象就清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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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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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百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在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发国家的民族利益与尊严受到严重践踏，但现代化的因子也随着同一过程被注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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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是苏联、日本、美国，其中苏联的影响最大。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在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革命经验，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建军，也给中共提供了意识形态基本框架，支持中共革命。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援助和国防援助。直至今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是来自苏联。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发动甲午战争，利用中国的战争赔款，奠定了日本现代化的财力基础，完成了向世界强国的过渡；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极大地破坏中国的现代化。美国的影响较为复杂：1949年前，在思想、文化、科技领域培养了一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迫使中国脱离世界体系二十年。1979年后，中美建交，中国逐步进入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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