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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方面，中国现代化所受西方影响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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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了新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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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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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式教育，新式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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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式工业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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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技术等广泛方面，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毋庸置疑，我们不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肯定需要参照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显而易见，民族性与现代性二者间存在着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坚持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要汇入世界潮流，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着许多纠葛。如何调适二者间的关系，成为每个后发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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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是双胞胎，区别在于：民族主义强调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民主主义强调个人本位、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从理论上讲，当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时，国民应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个人权利，以服从于国家利益，支持国家战胜危机，而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但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经常吞噬民主主义，这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的政治和大的环境造成的，也与人们认识的误区、统治阶级的狭隘和自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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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性问题，他们希望建成对国家、集体的认同，同时又促成国家保障、维护个人的权利。梁启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亚时，就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严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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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是一个奴隶的国家”，而西方每个人都有主权，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虽然梁启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点，因为他没看到澳大利亚的土著在当时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澳大利亚在1900年后，确实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梁启超的观点其实就是五四的先声，他比胡适、陈独秀早了十几年，把“国家、民族、个人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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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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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以愚昧对抗文明的方式已被中国主流意识完全抛弃，而“全盘西化”更多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假设，不具实际可操作性，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绝无可能一刀斩断与历史相连的脐带，简单地模仿西方样式，这样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实上几乎完全是在外来政治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议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制度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但它们都不是真正起源于本土。”[2]在中外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中国融入世界毕竟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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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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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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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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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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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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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蒋学习苏联建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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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孙文和蒋介石先后在学习苏联、建党建军原则和党军党国问题上，都认为苏联是个学习的好榜样，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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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这个思路是孙文定的。孙对苏联革命的总结是，苏联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建立了党军，这是一支由党和党的领袖来完全控制的军队。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这方面毫无建树。孙文自己没有去过苏联，他的这个思想是根据二手材料和当时西方的报道提出的。更重要的是，1923年他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左右。这段历史在美国学者陶涵（Jay Taylor）刚出版的《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中有所描述。蒋亲自去看了，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基本认同孙的看法，就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这主要是从中国需要的角度出发。加上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苏联给了国民党很大帮助。所以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孙提出了思想，而蒋接受并传承了它。蒋介石以后虽然反共，但“以党治国”的路数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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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如果孙文只是为了建立一支亲信部队，他也可以学习美国。为什么他和蒋介石都倾向于学习苏联？是不是苏联的意识形态更能对应其在中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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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孙、蒋都曾多次提到，想要拥有一支有主义、有思想的军队，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军队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时中国军队大都是无主义、无思想的私家军。至于他们为何没有提出要建立美国式的国防军，我印象中孙没有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也许他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和成型的社会，军队在社会中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而十月革命则完全是靠军队，把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从莫斯科一直延伸到全国。一支有主义、有党领导、有工农群众参加的军队，从革命实用主义角度，给孙和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过去都是“吃粮当兵”的想法，相比之下，俄国人能鼓动劳动大众为了主义和思想自愿去流血去打仗，这太了不起了，这也是为什么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以后就有了“党军”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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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孙、蒋学苏联的倾向是否也与苏联愿意提供大量卢布和军援，而欧美却不愿扶助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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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欧美对“孙大炮”不看好，他们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苏联则是出于自己“东方战线”的战略考虑，选上了孙中山。第三国际建立后，它觉得俄国革命需要其他国家支持。而在20年代初，从芬兰、巴伐利亚到匈牙利，俄国支持的欧洲革命都失败了，进攻波兰也失败了。此后列宁把目光转向中国。他先要联络吴佩孚，因为后者有保护劳工的表现，后来发现这个人似乎不行，又转向联络在广东一带有明显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陈炯明。最后，远东共和国（俄国西伯利亚赤塔建立的一个被苏俄控制的缓冲国）一个外交使团成员达林以记者身份去了广州，发现国民党在工人中影响很大，而共产党当时还很弱。事实上，国民党早于中共搞工人运动，马超俊几个人是最早在广州搞工会的。此后鲍罗廷被派往中国，担任孙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此人不仅革命意志坚定，而且有一种改变别人思想的能力，他的英语非常流利，可以和孙文流畅交谈，并迅速地影响了孙。随着孙中山向左转，苏联的军援等也都来了。所以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很多事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黄埔军校也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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