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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土改之剧烈，还可从山东联中八千学生流亡南下得到佐证。这些学生多为地富出身，由家长交由学校带出逃命，也是那样的问题，他们的父兄家庭，虽然知道土改的厉害，但是“小人恋土”，只求把家中的孩子托付给学校，为家里留一个根，自己宁愿在家乡守着房子和土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个时间为济南战役之后，此时山东大局已定，八千学生跟随山东联中校长一路南下，最后落脚澎湖，只剩下五千学生。1949年12月，校长等七位师生被指为共产党“匪谍”，惨遭澎湖司令枪杀。学生虽然以后陆续被接到岛内完成学业，但澎湖司令的这个“下马威”成了这些学生的终生阴影，一直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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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不受左翼风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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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是左翼思潮风行全国的时期，左翼思潮的温床有两处，一是学校，二是左翼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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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为左翼思潮的温床，最令国民党当局哭笑不得。抗战军兴，国民政府为了保存、培育未来建国人才，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将沿海地区教育单位内迁。国府对战时教育十分重视，1937年后，全国有208个教育单位、2.5万名教职员、30万学生内迁。政府为学生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不收费用，还以贷款的方式维持学生的生活，但学生对政府的意见还是很大，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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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中学阶段是在抗战期间流亡中学渡过的，他所就读的国立二十二中学，由李仙洲创办，随战局的变化，从安徽的阜阳迁至陕南的汉阴，老师多是谦和好儒之人，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说，如果不是离开了山东，他本人很难不受山东共产党的影响，山东地富子弟背弃家庭，参加中共者很多。齐邦媛也是受了老师影响，她发现被左派学生指责的人，有些是她父亲的朋友，她都有所接触，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是爱国者，于是她和左派学生就逐渐拉开了距离，也不去读书会听左派学生的高谈阔论，这就引起了左派学生的愤怒，左派学生的反应是加大对她的孤立和打击，这就使她更远离了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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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左翼思潮举世滔滔，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青年普遍热爱，各地都有中共地下党或外围组织的“读书会”，但是王鼎钧不喜欢鲁迅的“气性”，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觉得他们“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不能陶情冶性”，只能“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虽然热爱文学，却排拒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这在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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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不断发生的学潮和学生游行，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年代，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学潮，王鼎钧的看法则属于少数派。他说对学潮，能理解，但不能支持，作者感伤自己失学，认为那些学生不珍惜学习机会实在可惜。他给报社投书说，求学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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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时局转折之际的很多社会现象都有看法，他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对国共两党持双重标准。他说，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产党军队受挫，国民党军队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求和（王书：95页）。但当李宗仁向共产党求和时，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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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有所批评，然而他的思想底色还是自由主义，用他的话说，“我一心想往个人自由，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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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败如此迅速，谁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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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战后随军去了东北，亲眼目睹国民党在东三省的统治由盛而衰再败的过程。当解放军在东北整军经武，扩大地盘的时候，王鼎钧所在的宪兵部队正在训练立正和稍息，甚至在组织中下级军官学习《比较宪法》，还搞什么“策论题”考试，其中一个题目是“用人唯德与用人唯才孰为得失”。王鼎钧在沈阳“代长官读了十几本书”，“没有一本是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是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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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败之快，有许多原因，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蒋介石军事战略错误、用人不当，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里应外合，各路军头拥兵自保，见死不救，都是重要原因，设想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若以二十多万兵力支持淮海，或许不败？但这只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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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丧失“民心”一说，大陆的著述说得最多，其实，民心如流水，随时会变化。王鼎钧说，“国民党似乎并非因为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了土地才失去了人民”。他的依据是，在山东国共“拉锯战”时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都有两套班子，一套接待共产党军队，一套接待国民党军队。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民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产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直到国民党军队最后一败涂地，老百姓也就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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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土地，后有人民”，话虽不太好听，但知内情的人都知道这话是有道理的。1949年前，国统区的人民虽然强烈不满通货膨胀和国民党的腐败，但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对蒋还存有相当的迷信，对中共还缺少正面认识，并非就是在盼着共产党去解放。他们的思想转变都是在解放军进城后，对于国民党官兵而言，更是如此。作者于1949初在天津被俘，解放军班长教他们学唱革命歌曲，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全场默然，作者更是张口结舌，说这未免太离谱了，他认为这不仅是侮辱蒋氏，也是侮辱他们这批被俘者的知识程度。以当时民众的“思想觉悟”程度而言，完全接受“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还需一个过程，蒋的威望还不至于一瞬间就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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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打内战不谓不努力，但内里已被蛀空，战场上又处处失败，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只能以“气数已尽”为解释了。但是退一步，蒋如果在重庆谈判时对毛施以辣手，国民党会败走台湾吗？当时蒋的声望如日中天，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这个问题，但是我读该书时却不时联想到这种可能性。2004年，我在台北参观大溪蒋中正陵寝，驻足良久，也在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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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实证明，特别是从宏观历史的尺度来度量，蒋确有“妇人之仁”，虽然他杀人也不少，但在杀伐决断、手段凌厉上，那就远逊于他的对手了。1945年8月后，毛在重庆谈判，这对于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蒋似乎也有此意，他在9月27日的日记中例数毛的“罪状”：割据地盘，拥兵作乱，阶级独裁，自立为王，擅征租税，私发钞票等等，称毛为“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亡军民在天之灵耶”！[3]俨然有审毛、加害毛之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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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是能看透毛的少数人之一，但还是下不了手，主要是受美国、苏联的牵制，同时也是被毛所迷惑。毛在参加重庆国民参政会为纪念“九一八”的茶会上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用以麻痹蒋，是刘备“闻雷失箸”计谋之重演。当毛于10月安全返回延安后，原先高度紧张的精神一下松弛下来。据师哲回忆，毛得了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见生人，常会晕倒，只能搬到延安郊区休养，以至于斯大林专门从莫斯科派了医生来延安为毛调养身体。这段时间长达数月，到了1946年3月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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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安全回延安，是他的命大，也因为蒋宽厚，若蒋不罔不顾，对毛施加毒手，中国历史将会彻底改写。历史固然没有“如果”，也不可以“假设”，但是评说历史，臧否人物又怎能完全排除偶然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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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当年重庆发生了针对毛的恶性事件，一个没有毛的中共将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共和国民党的长期角逐中，毛和蒋是棋逢敌手，甚至明显高出蒋几筹。毛目标明确，以夺权为唯一目标，蒋则要受到各方条件的制约。虽然毛的本钱少（地盘和军队），但是负担也轻，正可以放开手脚和国民党搏江山，加之毛谋略多端，有张有弛，收放自如，蒋何尝是他的对手！故而在30年代前期，毛在中共党内还没有执掌最高权力时，蒋就把毛当成中共的灵魂和最有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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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之不可取代，也是中共领导层的一致看法，毛之桀骜不驯，常使党内高级同事难堪，但大家多对他妥协忍让，其原因也是看重毛的“本领高强”，认定只有毛才能对付蒋介石。毛上台后，中共实力和地盘均获得巨大增长，全党已把他看成延续党命、拓展党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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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旦毛有不测，中共只能采守势。由于中国基本问题的存在—农民希望获取土地，国民党对此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行动，而中共植根于农民之中，随时准备以剥夺地主土地来动员农民，从而使自己在和国民党的争斗中拥有取之不尽的人力—国民党不可能把中共和军队完全吃掉。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中共会失去多数根据地，对全国政局的影响力也将明显下降，但在北方守住一两块根据地，则问题不大。1945年中共七大后的刘少奇虽然位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但在党内、军内，远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刘的专长在党务，不在军事，其个人对军队的影响力极有限，根本不能遥控中共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最后只能由朱德、周恩来等元老组成议事的主席团，即政治和军事领导联席会议来处理党和军队的日常事务，周恩来会拉上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来承担责任。以周之性格和气局，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最后还是听命于斯大林。如此，蒋介石的天下完全可以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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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常，命运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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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平津战役中被俘，后被解放军释放，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上海江湾，在一位家乡长辈“上校爷爷”的庇护下，在江湾军械库谋得一个文书的职位，有了一个饭碗，作者后来发现，这位“上校爷爷”收留了十几位家乡的青年，最后这群人也都随军械库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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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解放军已逼近江湾，国民党守军为了撤退，还设了警戒线抵抗解放军，大批军人就坐在吴淞口张华浜的江边上等国民党的军舰来载他们去南方，远处解放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而能否爬上船，全靠自己的运气，有些人就在船舷边的甲板上，被上面的士兵推下江去。国民党此时已无章法，从吴淞口南撤的军舰一共有多少，每天如何安排，只有天知道。最后，国民党军舰根本不管那些舍命掩护他们撤离的军人，明知道他们未及上船，就起锚开拔。天亮以后，王鼎钧看到他的父亲是船上唯一的老人，周边的人都面有怒色，当许多年轻军人都被蹬到了江里，他和他的父亲却爬上了军舰，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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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此时已由陈诚宣布戒严，严格限制人员入台，“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依当时形势，王鼎钧上的这条船应开往广东或海南岛，但这两处也不是安全之地，作者以后才知道，他们一船人是托了“上校爷爷”之福，由于这艘船运的是军火，才得以允许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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