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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00 仅有口号,远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弊端,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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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02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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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04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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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06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王书:157页)。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完全是“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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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08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特务引导被抓人员,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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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10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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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12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王书:36页),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王书: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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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14 斯大林“大清洗”中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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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16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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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18 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又被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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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20 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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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22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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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24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288页)的“一个保卫工作者”(冯书:258页),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冯书:335页)。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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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26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王书: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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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28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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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30 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个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介石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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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32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司令部”,再改名为“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佬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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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34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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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36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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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38 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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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40 三、“中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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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42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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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44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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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46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王书:258页)。“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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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7848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10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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