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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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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产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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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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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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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掳获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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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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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地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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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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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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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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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规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员“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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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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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时,这些学员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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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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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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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他们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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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6]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别的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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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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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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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了,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书:470—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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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王书:351页)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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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有我们的同胞,大陆有我们的国土……”“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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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王书: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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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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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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