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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胡伯威真诚地实践着那个时期国家对广大青年的要求，他怀着新社会“主人公”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真正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他热心关注着我们国家文学电影艺术等的发展，可是这一来又带来了新问题，他觉察到建国后文艺、电影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触‘人民的’新电影、新小说、新歌曲，还感到一股新鲜味。后来渐渐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老一套。”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苏联的电影和文学，因为苏联的电影和文学，虽然也强调“政治正确”，但还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欢的某些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作品，尽是一些标准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和“坏人语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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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我们的体制刚刚建立，而它又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制互相融合而来的，由体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世上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普通的道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岁月的像胡伯威这样的青年，都是在建国后“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被培养出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美丽的新社会，而当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再以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时，就觉得如梗噎喉，难以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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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作者的思想苦闷中，他迎来了1956年，这一年称得上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并改变了世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揭露，对胡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而言更是石破天惊。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照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可是当苏共二十大这样一个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麻木’状态”？胡伯威得出的结论是：教条主义对人们的长期影响，已使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独立动脑筋甚至发表自己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作者其时并不知道，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受苏共二十大的震动更大，其中一些同志正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正等待“乌龟王八旦”露头，好一举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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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胡伯威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和苏联的差异性，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两国的同一性，他们以为中苏两国的差异只是在于苏联是“老大哥”，工业比中国发达，集体农庄的康拜因比中国多，科技比中国先进，人民生活的水平比中国高，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苏联提倡的，中国也会跟着提倡，殊不知完全不能把中国等同于那些有苏军驻扎、靠苏军解放而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好”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响彻云霄，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性，中国从来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取舍苏联经验的，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中国绝不会随苏联亦步亦趋，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苏联“解冻”的同时，中国风紧云急地开展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只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气候下，连老同志要理解和读懂这其间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都是不太容易的，更不要说那些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青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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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胡伯威“沉不住气”了，他觉得中国方面对苏共二十大有一种“暧昧态度”，他为此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满意《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那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宏文，认为这两篇文章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否认中国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实的。胡伯威并非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他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真名投书“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恳请最高领袖在党的八大上亲自出面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他也写信给《人民日报》，请求党报把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准确信息告诉人民。胡伯威期待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内核仍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他以赤诚之心，把组织看作亲人，把自己的苦闷和希望向党倾诉。胡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作为思想动态，刊登在当时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几十年后，胡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在刊发胡伯威来信的“编者语”中，没有对这封来信的性质直接下判断，只是说该信提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不久，《中国青年》杂志派专人来向胡伯威征求意见，并向他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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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寻求新发展、新路径的可能性，在有几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党的八大上，最高领导只是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没有涉及反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八大的报告却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上甚至有了新提法。然而，在遥远的几万里之外的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传统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胡伯威铸下了“大错”，他的“错”，就在于他的“思想”太活跃，背离了“思不出其位”的数千年的祖训，竟受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也“错”在他真的相信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路；更“错”在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书言事。胡伯威是一个依“思想逻辑”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个对“政治”怀有恐惧、曾被他批评留有“旧社会偏见”的同学，是依“生活的逻辑”而存在的人，他虽然没有“思想”的勇气，却无可厚非。正因为他遵从了“生活的逻辑”，才在“反右”运动中毫发无损，不少和那个同学一样抱“明哲处身”态度的同窗，虽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惊吓，却暂时躲过了一劫，在运动中落网的都是如胡伯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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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其时胡伯威才22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已离开了北大，如果是在北大被定为“极右分子”，那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逮捕了，北大的一些“极右份子”就是在当时被逮捕的，以后被关押、劳教了二十年。胡伯威是在湖北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的，60年代初被摘了“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受冲击。胡伯威的个人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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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胡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50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胡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50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入“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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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种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种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人们都熟悉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记得“文革”中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胡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的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入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胡伯威的书中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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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50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当拒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中国对苏联东欧文化又关上了大门，从而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5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60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句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入另册，一概加之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荼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科学文化创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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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氏是著名物理学家，一惯同情革命，抗战初，曾派遣他的学生为晋察冀根据地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平时，叶先生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50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一位留校任教的胡伯威当年的同学有一次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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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很少见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更多的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作者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作者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得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胡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80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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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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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思想”的累与痛—给胡伯威〈青春·北大〉的序》，发表于《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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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236、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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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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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他亲自部署批判1972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毛的“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他提拔的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由毛完全主控的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四海晏清，毛的所有政治对手都已被铲除。然而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毛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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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毛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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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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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毛在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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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毛在40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兼及批评周恩来等的《九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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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在部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毛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1966年6月的《七律·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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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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