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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他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王书：361—362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何等让人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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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总第18期，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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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鼎钧《文学江湖》，尔雅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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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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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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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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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28页、224页、218页，以下简称“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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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翁元：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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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思想”的累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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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青春·北大》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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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相比于那些著名的“右派”，这些人言说的声音虽然微弱，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他们的际遇却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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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胡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大多数人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对基层领导的官僚主义有所不满，而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作者与他们不同，确实是因“思想问题”而被划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问题”恰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者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学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胡伯威回忆录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50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了50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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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是从少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显然是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他的“接受”过程却是自动自发的。作者的中学年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横跨了新、旧中国两个阶段，他亲眼目睹了战后中国的动荡和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的衰败、混乱，也亲身感受到解放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虽然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热烈地拥护新社会，支持党在建国初开展的一切社会改造的行动，真诚地按照党的要求，不仅积极参加学校党团领导的一切活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胡伯威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悲伤地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30年代那部按照斯大林思路反映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斗争、把斯大林塑造为列宁唯一接班人的有名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表达他们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胡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胡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得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被胡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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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立即消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工农大众中涌动着创造新生活的宝贵热情，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作者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住宿都免费，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大、一小两个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刚刚进入北大的胡伯威满心振奋，所闻所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完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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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50年代初，特别是在“反胡风运动”之前，国家在积极建构新意识形态秩序，对知识分子加紧进行思想整合，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升学的青年幸运得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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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激动人心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作者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为“马钢宪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作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胡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利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外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大概早已忘记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外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了50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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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非常遗憾，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隐藏在革命肌体中的极“左”因素也渐渐扩散。对于革命的政治，作者在解放初感觉非常亲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来到北大一两年后，他的心里却渐渐生出了“凄怆之感”，胡伯威发现，他理想中或想像中的新社会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还存有不小的落差，他为这落差而沮丧，而在建国初年种下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又容不得他“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他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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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同志和名人的报告，但胡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反而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取的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作者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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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胡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可是非常吊诡，当时的中国，正全面向苏联学习，而且是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却没有跟上苏联的新变化，“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胡伯威回忆的一个细节极为生动：北大某副教务长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情感和资产阶级情感的区别，在台上先后高歌《马赛曲》和《国际歌》，他的结论是：《马赛曲》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鼓噪、张扬、浮华，而《国际歌》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深沉和庄重。因为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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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北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胡伯威“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选中的几个入党培养对象，个个都有这种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那个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臂膀。作者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在的这个班上的特殊现象，在北大的同学中早就流传着对这种人的各种形容词：“面包干”、“五分加绵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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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现，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不像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带来些等级地位观念”，北大在那时虽说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过对“首长”点头哈腰的现象。胡伯威偶然外出时更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这又和他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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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期发生的“高饶事件”，对作者这些还没跨进党的大门，更未经历党内斗争考验的青年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曾几何时，高岗的《荣誉属于谁》是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列，都是入党积极分子必读之书，但一瞬间，高岗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使作者非常困惑，因为经过几年的宣传，高、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胡伯威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可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被宣布为极坏的坏人”？“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于是又有“更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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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反胡风”运动，对作者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在北大的肃反运动中，极“左”思维随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读气象专业的同学打成“反党集团”，都为作者亲眼所见，都使之发生困惑，使其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发出更多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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