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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种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种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人们都熟悉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记得“文革”中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胡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的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入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胡伯威的书中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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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50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当拒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中国对苏联东欧文化又关上了大门，从而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5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60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句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入另册，一概加之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荼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科学文化创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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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氏是著名物理学家，一惯同情革命，抗战初，曾派遣他的学生为晋察冀根据地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平时，叶先生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50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一位留校任教的胡伯威当年的同学有一次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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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很少见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更多的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作者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作者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得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胡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80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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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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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思想”的累与痛—给胡伯威〈青春·北大〉的序》，发表于《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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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236、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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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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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他亲自部署批判1972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毛的“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他提拔的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由毛完全主控的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四海晏清，毛的所有政治对手都已被铲除。然而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毛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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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毛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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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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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毛在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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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毛在40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兼及批评周恩来等的《九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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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在部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毛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1966年6月的《七律·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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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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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3年冬毛泽东重新改定的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直至他逝世后的1978年9月9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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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郎》是作于1923年的一首咏毛杨之恋的爱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泽东的一首爱情诗。毛泽东与杨开慧由相知、相恋于1920年结婚后，夫妻情爱笃深，然毛此时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常常奔走四方，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杨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濡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之魄力、学识，且对毛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的爱恋（1927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1983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龃龉，毛偶尔也有厌烦之意。他曾抄写一首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给杨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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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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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看菟丝蔓，依倚榛和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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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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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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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对杨开慧刺伤很深，毛虽多次解释，均未得冰释误会。1923年，毛奉中共中央命，又要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毛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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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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