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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史都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是运用宏大话语来阐述历史规律，在这种角度下，人民是附带和附属的，不是被观察、被研究的中心。民间的取向就是跳出这个框框，去“自我论证化”，但还是继承“鉴往知来”的中国优秀的良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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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史谈现代有避讳，需遮蔽，谈古代好得多，因为和现实的关联性较少，民间不避这个忌讳。即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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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官史论人看地位，分等级；民间的取向看人物看多重面，看底层也是多重面，没有神圣的大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劳动人民。最近我看一本书，张胜写他的父亲张爱萍的书，《从战场中走来：两代人的对话》，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有民间的取向。该书去领袖神化和圣化。1958年，领袖穿泳衣召见张爱萍谈粟裕问题，张爱萍回家对其妻表不满，这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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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举其要者。从这个角度看，官史坚持国家化的历史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几个月我在看电视剧《浴血坚持》，拍得很不错，对项英的描绘有很大的突破，对陈毅的描述也较真实，但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几次让陈毅说他想念毛泽东同志，又说项英也怀念毛，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中央到陕北后自顾不暇，一直没去联系项英、陈毅。当然这是影视作品，可以艺术加工，但也不能太离谱。所以，国家化的历史叙述就是这样的了，我只是希望在国家化的叙述之外，还有民间历史这一块。我曾在几年前参加过福建师大历史系一名博士生的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恢复和整理，并对之有较高的评价，这是一份很严肃的研究，可以和国家化叙述对照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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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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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的民间书写有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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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重点叙述“文革”期间名人和普通人遭遇的一些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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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1986），余习广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革”上书集》等。现在看，80年代在执政者、知识界和民众之间，有一种共识，这就是记取历史上的极“左”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因此，有关讨论“文革”历史的作品较多。9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在赫鲁晓夫十年执政年代（1954—1964），苏联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学”，勃列日涅夫即位后很快销声匿迹，在中国也不知从何时起，“文革”叙事已被视为不合时宜。前几年上海的《收获》杂志辟出专栏，从文学角度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文章，记录了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那段历史，现成书为《亲历历史》，其执著和真诚令人感动。《亲历历史》收有张贤亮、杨宪益、蓝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回忆，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因为“文革”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那个年代”中的少年儿童及“文革”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他们的回忆说明了阶级斗争教育对青少年儿童成长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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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的作品—章立凡主编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和章诒和著的《往事并不如烟》等系列作品。这两本书可归于文学书，但在我，却是把它们作为历史来读的，我把它们看作民间的历史，去官方化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色。当然，可归于民间修史范畴的图书还有很多，但能够达到这两本书水平和境界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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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一再强调此书的真实：“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没有经历那场运动的人，对这句话可能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认同感。1957年那场运动的残酷，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被打成阶下囚和下放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多，所使用的各种谋略和手段在太平盛世中的普通百姓看来，也有些荒唐。但在当时，这些无法想象的手段却都是被看作光明正大的行为。和《往事并不如烟》一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也从民间的眼光出发，强调历史的真实还原，强调真实地反映当年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的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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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一些研究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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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谢泳的部分作品，王学泰的《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后者以美国胡佛研究所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揭示了蒋氏早年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和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剖析了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内幕，是作者研究蒋介石二十年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为知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却不抱残守缺，以七十多高龄远赴美国，两度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抄录刚开禁的蒋介石日记，以高度的学术热情和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重新勾画了蒋氏大陆时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原委，逐步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该书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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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其背景是1983—1985年，余英时教授在海外发表文章，认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里存在着一套“暗码”系统（即借助诗的古典与今典，表达诗人的心曲），此论一出，堪称石破天惊。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余英时的解说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他解读的只是陈寅恪晚年的部分诗作。胡文辉的这部著作，解读陈诗一句不遗，旁征之博，考订之精，令人叹为观止。[3]陈寅恪身处20世纪的革命、内乱、外敌入侵的大变局中，目睹传统文化与道德之花果飘零，更在上世纪中叶开始的空前一体化的举国体制下，忧国感时，将其私语诉说投放在诗稿中，“以诗证史”。数十年后，作者将其“密码”破译出来，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文化泰山的心迹和他笔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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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收集的是吴先生建国后详细的私人日记，对了解50—7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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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自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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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前右派和知识分子的作品。这类读物数量较大，前右派长期生活在底层，对社会和体制的缺失和弊端有深度体会和观察，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一般反思力度都较强，例如赵文滔的《伤害》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海外写的回忆录，其中刘光华《烈日之下》就很有价值，作者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该书全面展现了他所工作和生活的南京工学院（前身为中央大学，后身为东南大学）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此书是留美华人历史学会印刷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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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是前高干某些不符合主旋律的作品，例如粟裕夫人楚青的《慰英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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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在境外出版的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前“文革”或高干读物。这些出版物数量颇大，水平参差不齐，在大陆较为严格的出版环境下，只能拿到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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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的一些读物，包括个人博客，使得书写进入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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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的比较有内容的历史类个人博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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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子奋的博客。“狗日的档案”，“南京慧园里六号的母子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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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一湘的博客。作者是湖南常宁人，八十多岁，谈建国后该县历年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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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释证纪历》，所收都是“文革”名词解释，刊于“凯迪中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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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说的是“文革”前西宁市中学存在的严重的出身歧视，反映的是当时全国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初中第一节课，老师叫每个同学报家庭出身，令作者屈辱、愤懑，更令他感受到政治的残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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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拾来的纸片》。说的是作者的一个同学，“文革”大乱的时候，校长室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他拾到一些纸片，其中一份就是《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说的就是作者的母亲，当时作者所在的北京一所中学在“文革”前对老师搞的政治类别的排队。原来在四十四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基层党组织：五名“支委”—三个不太老的老太太和两个不太老的老头，在会议上逐一仔细排队。该校总共有五十四个“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只是1963年的那五个支委，没有一个逃过了1966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真分析过认为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党团员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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