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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网上发表的个人长篇回忆录，例如：丁人卜编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包含了丰富的史料。《一个乡村教师的人生回忆》，作者安寿，发表在“猫眼看人”，2007年4月发表，我是7月初看到的，说的是上海青浦县一位乡村教师的普通一生，其中写到“反右”和“大跃进”对作者一生的深刻影响，很朴实感人。这些正印证了某位哲人的话：“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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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两个综合性的、与民间回忆相关的网站，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重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以及加拿大陶世龙主办的“五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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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份个人主持的网络电子刊物，在记录历史方面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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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往事》。2004年由原中宣部干部郑仲兵创办，作者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往事》不定期，已有七十多期，主要为回忆和专题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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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忆》，2008年9月13日创刊，综合性电子刊物，由吴迪、何蜀主编，已出26期。主要刊登“文革”回忆和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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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互联网拉近了学院研究与民间的距离，促进了学院与民间的交融。民间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兴趣一直较高，这可能和所处的时代有关，凡是与当代现实有某种关联性的历史，都会引起社会的兴趣。一些网站辟历史专栏，也设立个人专栏，如“天益网”等，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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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1889—1975）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历史真相不是不可还原的，至少可以部分还原。民间书写的兴起体现了普通人的价值得到尊重，是人性的彰显。民间叙述的兴起也受惠于印刷术的改进和互联网、个人电脑的普及，但是对于研究者，在使用这类资料时还应详加考辨，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以求更准确地反映历史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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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9日在华师大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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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8日在华师大国史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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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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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英时：《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发表于2008年10月26日，来源：真名社区门户，作者：李怀宇（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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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南方周末》编辑部评语，2009年1月，http://www.infzm.com/content/22360?efx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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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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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表现出一个杰出学者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我们教育发展的强烈责任感，我谈不上“点评”，就是谈一谈听了张鸣教授报告和读了他的文章后的几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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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05年废科举，我们只要是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但是，我们对科举被废的了解是非常粗浅的，只知道科举是考四书五经，八股，因为不适应时代而在1905年被废。科举制是什么？科举制的实质是什么？科举和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选官制度和知识传授系统有什么区别？科举就那么废了，为什么国人震动不是那么大？科举制被废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乡村结构和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应该说，对于上述问题，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学历史的大学生也是基本不知道，或不关心，甚至包括学者教授也是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虽然我们有不少专门研究教育史的学者专家，但他们大多说得很不清楚，也没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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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别具洞察力，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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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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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官员当成所谓的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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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废科举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这是非常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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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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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重要的是，张鸣教授还联系新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把对这个问题最尖锐也最深刻的思考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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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说：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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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张教授的丰富学识和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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