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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传的作用，周晓虹提到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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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典型，开现场会（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开现场会，1958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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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攻碉堡”（和“对立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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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摆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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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这样，即在1958年农村有线广播建立之前也是这样。从建国初到70年代，一以贯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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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点评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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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通过微观和宏观的交汇，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包含丰富的思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基本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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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常清晰，逻辑严密，应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论文，非常严谨、非常规范，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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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两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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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小脚女人”，实际是在党内先造舆论，除了邓子恢，还批了薛迅，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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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期在农村，许多高干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这些。梁漱溟则是社会的代表，要采取新举措，就要从几个大人物开刀，以获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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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几十年都防范农民自发的小生产意识，却又在政治思想领域高度重视农民（认为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忠诚），贬低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现象，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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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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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对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一文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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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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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图片展有很强的冲击力，他把原始图像称为“第一历史”，即原生状态、未经修改的历史；而把经过加工、修改的图像所呈现的历史，称为“第二历史”，这里展出的都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历史照片，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已经过了修饰、删改等。张大力如此分类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所谓“第二历史”的图片一笔勾销，而是给其新的命名，以区别于“第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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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第二历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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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20世纪的中国，为了追求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就要建构“英雄创世记”的新叙述，而文字和图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之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见的现象，革命政治家和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其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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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和图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纪不是罕见的现象，和19世纪相比，人们对文字和图像重要性的认识已大大提高，就技术方面而言，教育发达使识字的人多了，照相术发明后迅速传到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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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了反抗外敌侵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对人民进行思想动员，给他们简明、生动的叙述，我将其称为“新国家叙述”，张大力先生的“第二历史”展览中提到的三个内容：领袖、英雄、群众，恰是新国家叙述最重要的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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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袖，是引导人民的先知或“灯塔”，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被塑造为“民族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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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雄，是群众的楷模，是领袖意志的体现者和带领群众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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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众，是有待教育、感化的大众，而一经动员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就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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