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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一点张鸣教授的研究风格。我们知道，在研究的道路上，一个初学者是谈不上风格的，即便许多研究有年、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已成制式的学术生产链上，尽管不断有作品产出，但也很难说有什么自己的特色。我以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生产链对学术产品事实上存在的那种同一化、制式化的产品要求，限制了学者自主性及其个性风格的发展；再一个就是学者本身素养、眼界的问题。我们往往屈从于学术机器的要求，久而久之，思维呆滞，语言干瘪，一下笔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无非是“三个原因”、“五个要素”等等，现在还把这一套往我们的下一代传播，真是为害不浅。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写出的东西只在小圈子里看，专业外的读者豪无兴趣，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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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是严肃的学者，又是一个优秀的史学随笔作者，他的所有论述，都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把淹没在史海的史实打捞出来，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杰出学者独到的历史眼光。他特别注意到那些被掩蔽在大叙述、大规律下的历史细节，可又都是历史的关键之点，经他的剖析，用生动酣畅的文字给予点化，给我们读者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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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马克·布洛赫说过，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现象，而理解历史的现象又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张鸣教授从小在北大荒成长，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对社会、对人和人性有很敏锐的观察，这些和历史结合起来，就有一种高度。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性的深刻体会，没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是写不出像张鸣教授这样优秀的、发人深省的历史随笔的。所以听张教授的报告，读张教授的文字，我们能得到一种启示，一种思想和智力的增长，而从中获得一种智慧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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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张教授报告中有关新中国教育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的联系，有一点补充。张教授在报告中说：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绝然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我想，这在政策设计时可能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在设计时并不一定考虑要从科举制那儿吸取养分，我觉得还是较多从革命根据地的传统而来，或从苏联经验而来的，例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把高小毕业生纳入干部体系，所有各类根据地学校的毕业生都统由组织分配，而在学校的体制内，又都是行政部门的权威大大超过教师和教学部门，这样的传统在建国后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学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大中专学生也成为我们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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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7日下午在南京大学科技馆点评张鸣教授论文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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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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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50年代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公社问题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依我看有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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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最常见，就是对党和国家有关叙述的再阐释，依据政府的一些官方权威叙述进行论述。基本主题是：当年的行动举措是必要的，运动的不足之处在于过急、过快。基本上，这类研究只是一种政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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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以田野调查入手，对发生的事件、过程作细部研究。这类研究有重要贡献，提供了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里表现出的丰富、复杂的差异性。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是对整体的把握有缺陷，还有就是对建构理论过于热心，有学者批评，叫做“一村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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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某些研究眼下三农问题的学者，出于某种现实关怀，带着某种理论预设的眼光，对当年这些事件之合理性进行新叙述。常见的看法是：集体化、公社化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有其内在铁的逻辑，合作体制实现了国家获取资料的利益最大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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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不常见，就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再加以历史学的考察，以原始资料和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通过对局部地区的剖析，就重大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解释，所谓“小中见大”、“大中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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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周晓虹教授的论文就是这第四类研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这和周教授的知识构成有重要关系，因为他的博士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他不仅有社会学理论的背景，还有丰富的历史学资源，这就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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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视角有别于以往研究单纯集体化考察的视角。他抓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就是把集体化运动置放于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加以认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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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动集体化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周教授都做了分析，但他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此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从中南海到每一个自然村的全面控制，即国家对农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完全控制，实现了经济组织与政权单位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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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1949年，毛说要使广大农民完全服从国家，农村中的自治因而完全消失。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了，号召阶级全面专政的那个社会状态（建立全面的国家控制）。事实上，这种农村中的新状态在1960年也曾实行过，城市全面公社化，也就是1960年兴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周晓虹论文的这个视角极为重要，打开了过去研究忽视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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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的动力问题。过去的研究都是顺着毛的言说，就是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至于农民的另一种积极性：小生产的积极性，则说得很少，而其实是广泛存在的。周晓虹提到，后一种才是事实。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贫下中农入社是希望“揩油”，合伙开饭，吃大户。这点从毛的话中也可印证，毛说：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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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他们自觉自愿入社？那就要发挥政治优势了，这就是两手都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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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压力：突出阶级成分的划分，坚持阶级分层。1953年分为下中农、中中农（1955—1956），此举具有极大震慑力。坚持现实中的动态阶级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后入社的顺序实现政治身份的差别。对地富和落后分子，实行管制、批斗、“攻碉堡”等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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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推进：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切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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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的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顾，三管齐下，贫下中农吵着闹着要入社，富裕中农也争着要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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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周的论文观点表述，就是：用经济性资源的调控，社会资源的调控，来实现入社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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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和国家的近乎完美的权力网络”，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能理解周教授为什么用这个词语。我认为，周教授的措辞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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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的动员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借助于两翼，即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方式就是在权力网络中搞运动。所以，我们称之为“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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