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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制度架构一半来自苏联。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发来唁电称毛泽东为“同志”。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但双方还是互称同志,这是很矛盾的。(历史应该清晰地去描绘,但这很难,很多事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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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专业(后转型为国际政治专业),很多学科随时代而变迁。由于各方的档案不开放,研究处于濒死的状态。1985年前中苏关系也不好,看不到苏联的材料。90年代情况变了,苏联解体,档案开放了。但普京上台后要重振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档案又不开放了。邹谠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是正确的。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苏联解密后的材料,但他的论断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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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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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向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学生。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日本侵华破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国民党提得很多。邹谠强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日本的入侵救了红军。红军会师陕北不算长征的胜利,对于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情况很危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毛打出抗日旗号,这样才名正言顺。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大为好转,又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军停止“剿共”,红军才算胜利。日本对国民党、共产党正反两面的作用太大。蒋中正将精锐的部队全部用在淞沪一战,70万人损失殆尽。而毛泽东则是绕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毛蒋的思维不同。蒋中正认为自己是大国元首,要有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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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的缺点在于他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体会不深,他的人文感觉稍有欠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关系。参加革命的是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毛泽东称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打不过农民?因为国民党将领的拼劲不大。(看书要看他的优点,但也要看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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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对延安时期的叙述有偏差。他认为,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温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建立起来了:(1)斗争大会开得少;(2)失败者不被处死。如果说理性是对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邹谠的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温和”肯定不能成立。邹谠说斗争大会开得少是错的。在延安时期斗争大会是很常见的。研究“斗争大会”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启发。斗争大会的模式在江西时期开始建立,在延安时期经常开。邹谠说失败者不被处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1921年后党内斗争失败者都不会被杀死。苏联有这个杀死失败者的情况。毛泽东吸取了江西时期的经验,他主政后,一般不处死党内斗争失败者,但会长期监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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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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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思想上的影响。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价值观,林肯的东西影响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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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养了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短而快,回来干革命、做生意。中国没有产生“留日派”,但有“留苏派”、“留美派”,留美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尤以自然科学为重。1949年后有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从事军工业。而台湾一直受美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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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干预中国政治,但与日本、俄国是不一样的。日本从甲午战争至1945年一直干预中国的政治(比如支持孙中山,帮助康梁,支持制约蒋介石的力量,北洋时代政府更迭的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国为阶段性的干预。1927年后国民政府有亲美色彩。美国的干预主要在抗战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在1941年后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对蒋介石独裁进行制约。美国既支持蒋,又对蒋的专制有抵制。美对国共关系也强力干预。1949年美国对台湾有巨大影响,美国从战略出发必须支持蒋介石。1949年后美国在大陆的影响被全面扫荡。美国的影响只存在于表面,在制度架构上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东西。今天台湾制度架构中已融入了美国因素,比美国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选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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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的贡献在于分析了19世纪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后遗症的问题。19世纪西方进入后,中国社会崩解(军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导致了要求重组社会的新力量出现,北洋是新旧捆绑的过渡性政权。国共乃重组社会的重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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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重组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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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力量要重建国家,方式乃是社会革命。国共社会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要求。(十分吊诡,大家在享受着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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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求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苏联无民族概念、无地域概念。(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祖国乃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国民党骂他们,因为国民党有民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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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提出社会公正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谈到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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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社会解放(禁烟、反对裹小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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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点是国共都具备的社会革命纲领,顺应时代要求。革命不是几个人就能策动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关键是有革命的条件了(西洋和东洋对中国的侵害,中国人的痛感)。蒋介石认为中共革命背后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几个人就能煽动起革命的。20世纪中国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国共革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很大的后遗症。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政权一到手则革命就告一段落。国民党的革命后遗症小,因为革命是有限的,未进入精神革命领域。共产党进行的是无限革命,革命的后遗症大。国民党是同乡、同学、利害关系和信仰关系的结合。1928年后蒋介石开始建构国民党的理论,但马马虎虎,搞“党义”的被人称为是卖狗皮膏药。国民党党部的工资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脑袋往政府部门跑。国民党的性格太中国了,只是镀了一层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称兄道弟,而共产党是不来这一套的,叫一声“同志”,就把所有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伦理联系切断,只认共同信仰的人是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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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进入社会、生活、个人、精神价值观的层次。“文革”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现在看来革命不能进入最后领域,人为的大力推动到最后层面是有问题的,限制了社会、个人自由。马克思说要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中共建立了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国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间、资源。列宁称此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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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理论来源(200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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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理论来源有三:(1)中国传统文化;(2)苏俄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概念;(3)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上三点对国民党以后的行为有巨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和社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36年通过《五五宪草》。1950年国民党去台湾后方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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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是对近代中国问题的回应。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对社会中下层的人士产生影响的党,代表近代工商业阶级的兴起。国共都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但路径不一样。中共重点面向社会底层,主张激进快速的社会改造。1927年不是这样,当时中共阶级特征不是很明显,1927年国共分家后才凸现阶级特征。国民党则重视中间阶层。1927年后国民党放弃对社会底层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江宁曾为国民党县一级改革的模范县,但改革不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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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7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社会恢复工作是一个研究课题,当时的“恢复”是阶级调和,而非现在宣传的“反攻倒算”。这是江西一名博士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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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200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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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开始“中共组织史”的写作(李锐的建议),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有专门的常设机构负责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价值很高,中组部收集得最全。研究近代史要会用这套材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图书馆收藏得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得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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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乃大师级学者,国内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国华文的《知识分子》杂志介绍的。杂志里选了一些一流华人学者的文章,许倬云在上面发表文章谈轴心时代,他把中外历史打通,将中外历史作比较研究。确实,谈中国史应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谈,过去国内是将两者完全分隔开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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