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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制度架构一半来自苏联。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发来唁电称毛泽东为“同志”。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但双方还是互称同志，这是很矛盾的。（历史应该清晰地去描绘，但这很难，很多事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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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专业（后转型为国际政治专业），很多学科随时代而变迁。由于各方的档案不开放，研究处于濒死的状态。1985年前中苏关系也不好，看不到苏联的材料。90年代情况变了，苏联解体，档案开放了。但普京上台后要重振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档案又不开放了。邹谠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是正确的。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苏联解密后的材料，但他的论断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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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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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向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学生。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日本侵华破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国民党提得很多。邹谠强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日本的入侵救了红军。红军会师陕北不算长征的胜利，对于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情况很危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毛打出抗日旗号，这样才名正言顺。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大为好转，又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军停止“剿共”，红军才算胜利。日本对国民党、共产党正反两面的作用太大。蒋中正将精锐的部队全部用在淞沪一战，70万人损失殆尽。而毛泽东则是绕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毛蒋的思维不同。蒋中正认为自己是大国元首，要有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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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的缺点在于他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体会不深，他的人文感觉稍有欠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关系。参加革命的是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毛泽东称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打不过农民？因为国民党将领的拼劲不大。（看书要看他的优点，但也要看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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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对延安时期的叙述有偏差。他认为，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温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建立起来了：（1）斗争大会开得少；（2）失败者不被处死。如果说理性是对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邹谠的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温和”肯定不能成立。邹谠说斗争大会开得少是错的。在延安时期斗争大会是很常见的。研究“斗争大会”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启发。斗争大会的模式在江西时期开始建立，在延安时期经常开。邹谠说失败者不被处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1921年后党内斗争失败者都不会被杀死。苏联有这个杀死失败者的情况。毛泽东吸取了江西时期的经验，他主政后，一般不处死党内斗争失败者，但会长期监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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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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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思想上的影响。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价值观，林肯的东西影响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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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养了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短而快，回来干革命、做生意。中国没有产生“留日派”，但有“留苏派”、“留美派”，留美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尤以自然科学为重。1949年后有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从事军工业。而台湾一直受美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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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干预中国政治，但与日本、俄国是不一样的。日本从甲午战争至1945年一直干预中国的政治（比如支持孙中山，帮助康梁，支持制约蒋介石的力量，北洋时代政府更迭的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国为阶段性的干预。1927年后国民政府有亲美色彩。美国的干预主要在抗战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在1941年后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对蒋介石独裁进行制约。美国既支持蒋，又对蒋的专制有抵制。美对国共关系也强力干预。1949年美国对台湾有巨大影响，美国从战略出发必须支持蒋介石。1949年后美国在大陆的影响被全面扫荡。美国的影响只存在于表面，在制度架构上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东西。今天台湾制度架构中已融入了美国因素，比美国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选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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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的贡献在于分析了19世纪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后遗症的问题。19世纪西方进入后，中国社会崩解（军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导致了要求重组社会的新力量出现，北洋是新旧捆绑的过渡性政权。国共乃重组社会的重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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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重组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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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力量要重建国家，方式乃是社会革命。国共社会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要求。（十分吊诡，大家在享受着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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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求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苏联无民族概念、无地域概念。（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祖国乃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国民党骂他们，因为国民党有民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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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提出社会公正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谈到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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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社会解放（禁烟、反对裹小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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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点是国共都具备的社会革命纲领，顺应时代要求。革命不是几个人就能策动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关键是有革命的条件了（西洋和东洋对中国的侵害，中国人的痛感）。蒋介石认为中共革命背后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几个人就能煽动起革命的。20世纪中国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国共革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很大的后遗症。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政权一到手则革命就告一段落。国民党的革命后遗症小，因为革命是有限的，未进入精神革命领域。共产党进行的是无限革命，革命的后遗症大。国民党是同乡、同学、利害关系和信仰关系的结合。1928年后蒋介石开始建构国民党的理论，但马马虎虎，搞“党义”的被人称为是卖狗皮膏药。国民党党部的工资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脑袋往政府部门跑。国民党的性格太中国了，只是镀了一层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称兄道弟，而共产党是不来这一套的，叫一声“同志”，就把所有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伦理联系切断，只认共同信仰的人是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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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进入社会、生活、个人、精神价值观的层次。“文革”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现在看来革命不能进入最后领域，人为的大力推动到最后层面是有问题的，限制了社会、个人自由。马克思说要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中共建立了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国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间、资源。列宁称此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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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理论来源（200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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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理论来源有三：（1）中国传统文化；（2）苏俄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概念；（3）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上三点对国民党以后的行为有巨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和社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36年通过《五五宪草》。1950年国民党去台湾后方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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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是对近代中国问题的回应。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对社会中下层的人士产生影响的党，代表近代工商业阶级的兴起。国共都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但路径不一样。中共重点面向社会底层，主张激进快速的社会改造。1927年不是这样，当时中共阶级特征不是很明显，1927年国共分家后才凸现阶级特征。国民党则重视中间阶层。1927年后国民党放弃对社会底层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江宁曾为国民党县一级改革的模范县，但改革不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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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7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社会恢复工作是一个研究课题，当时的“恢复”是阶级调和，而非现在宣传的“反攻倒算”。这是江西一名博士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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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200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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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开始“中共组织史”的写作（李锐的建议），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有专门的常设机构负责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价值很高，中组部收集得最全。研究近代史要会用这套材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图书馆收藏得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得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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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乃大师级学者，国内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国华文的《知识分子》杂志介绍的。杂志里选了一些一流华人学者的文章，许倬云在上面发表文章谈轴心时代，他把中外历史打通，将中外历史作比较研究。确实，谈中国史应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谈，过去国内是将两者完全分隔开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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