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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是党最重要的机构，而非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管意识形态和干部的任免和升迁。刘少奇组织政治局会议，落实在书记处。周恩来的国务院是业务部门，要听书记处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权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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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业务，这也是学苏联。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学部、工交部等。政府每个机构都由党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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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制度（经过一个阶段就要重新调整）：（1）因事设置。（2）因人设置（只是给你一个位置），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但他在东北时受政治局委员高岗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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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的结论：（1）制度由人来建，制度中有人。（2）组织也会老化、涣散。组织内部会因各种变量转变而产生张力，要借力转力，开创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误用张力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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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德刚其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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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的研究方法基本是传统的，也就是不太运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据若干史料，以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是非观、价值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结合他个人的感悟，发表看法。由于唐德刚生于战乱的20世纪中国，又长期居住美国，在美期间曾为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民国要人撰写回忆录，和胡适也有较多的接触，故对历史帏幕后的政治、社会等各种复杂因素有具体的体察，加之他和台湾知识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联系，二十多年来又经常游走于海峡两岸，故而对历史的看法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同时渗透他个人强烈的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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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他在史实陈述方面着墨不是很多，重点在议论，而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处。他的文笔非常流畅，但也有一些戏谑之气。唐德刚不能算是学院派，一是他的作品严谨性欠缺，二是他没进入美国主流汉学界，只是在一般大学教书。尽管如此，我以为他仍可称为杰出的史学家，虽然唐的考据功夫不强，有些作品在具体时间、地点、数字上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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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肯定是学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陆和港台的读者一定比前几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学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轻后生难望其项背，这就是他具有史学家最重要的特点：史识，即洞察历史的眼光。唐德刚的强项不在史料。例如：他总结毛的三十年，能一字点破天机，就用一个词就概括之：专政。这起码是1949—1979年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他没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在他看来，那不是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征。而“专政”是一个客观词，任你怎么想都可以，留了一个空间给读者。另有一点我也很欣赏，唐是“民众本位论”者，这点也不是很多史学研究者能做到的，许多史学研究者是“国家、民族、领袖三位一体论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以及他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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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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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有《历史与意志》、《洪业》、《中国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学”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学者。地方史研究是现在的热点，上海影响太大，对上海历史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趋向。我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德国《德意志报》每天都有上海的新闻。通过研究地方而回答大问题，不能拘泥于一个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论”，没有那么多理论。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书中没有“上海理论”。史家可运用一些当时的文学性作品作为研究资料，比如对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画报》、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呐喊）。30年代上海乃全国出版中心，各种出版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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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这本书要注意控制、权力、人性、国家、社会的意识等，学历史到最后要融会贯通。中国现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学习的，民国警察部门级别不高，这值得思考。国民党对社会控制不强，但1949—1980年台湾控制就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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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维也纳开会，发现维也纳街上没有警察，有人认为像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萨尔茨堡也没有警察。魏斐德说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组织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况，可能是必经之路。现在警察除了维持治安的功能，还有服务大众的功能。台湾的警察社会管理能力较强，也是兼顾社会治理和服务公众的功能。我去派出所办暂住登记，一警官马上上来请座，还送上一杯水，墙上的标语写着“做人民的褓姆”。大陆的警察也在转型，现在已增加了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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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一词由孙科提出，此前称警察。广州现代化从20年代开始。公安和警察有区别，警察乃强力符号，公安则比它更宽泛，有社会管理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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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社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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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军事先行。领导根据地的力量以军队为主导，有军队才有地方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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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与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由基层党来承担公安的功能，以群众路线为导向，苏联革命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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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开始建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前由一方面军中的政治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由毛泽东统领。保卫局的成立，标志着将苏联斗争管理模式移入中国，其任务是肃清内部反革命，包括军队、社会底层、干部，它是公开的机关，是一个强势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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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后，改为陕甘宁保安处，再成立中央社会部（主管特工业务，对敌，反特）。三头并进：中央社会部、地方社会部、军队社会部（锄奸部）。根据地还有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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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此基础上建公安部，1949年后主要功能既对内，也对外，协助政府处理民事问题（“马锡五调解法”）。此组织的来源为：（1）本土革命经验、（2）30年代苏联模式的引入，两者融合，难解难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强调保卫部门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康生系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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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公安部有段时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来由毛泽东管，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军队和警察这两把刀由毛泽东控制，“文革”后期华国锋负责公安部，此前还有罗瑞卿、谢富治，他们都是毛泽东非常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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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有公安军，是现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军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负责保卫边防线和内卫等。今天的边防线，和平地带由武警负责，敏感危险地带由解放军负责。公安部有边防总局，管理边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时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阅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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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魏斐德的《间谍王》（200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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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王》一书的序是刘东所写，写得不错，提炼出了魏斐德此书的主旨。特工在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没有这种组织，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而先于国民党有这种组织。1926年，周恩来派陈赓、顾顺章、李士群等去苏联远东学习“格伯乌”方面的东西，此时国共尚未彻底决裂，说明周恩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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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1927年后才开始建此组织，蒋中正面对的问题很复杂：（1）中共造反，南方农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对国民党有威胁，中共背后有苏联支持；（2）蒋中正以正统自居，要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各地军阀成为阻碍；（3）1927年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暴露，干涉蒋中正的北伐，蒋中正要面对这个问题；（4）国民党派系太多，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蒋中正要针对党内离异力量。总之，他要实现他本人及国民党对中国的广泛控制，这是他建立这类组织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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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织在1949年前的发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后，有人认为如果戴笠活着，蒋中正不会那么快失败。国民党在台湾的特工掌控者为蒋经国，他是特工系统的核心负责人。白色恐怖与他有密切关系，他同时又是台湾现代化推手。在苏联则是安德罗波夫，同时他还是苏联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强硬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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