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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那里，特工组织的思想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等等，意识形态的解释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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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那里则是蒋式爱国主义，特别在外族入侵时，爱国主义可以超越党派，金钱是次要的。而且国民党特工组织营造大家庭气氛，家长是戴笠，领袖是蒋中正。此组织是不流动的，所谓“生为领袖人，死为领袖鬼”，有自己特殊的伦理。1949年去台湾后，每年4月1日是国民党纪念戴笠的日子。在这个组织中子承父业。在台湾的两蒋时代，国民党强化了意识形态叙述，“领袖、主义、国家”三位一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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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组织，蒋中正成立调查统计局，这个词儿，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调查研究，比较能迷惑人。1943年后，中共也全面对国内的社会组织、社会名流进行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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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统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活动范围在知识界。1936年“中华文化本位宣言”的发起者中不少是中统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比较认同国民党的政策。中统的活动集中于知识圈，不干脏活，很文雅，脏活由军统来干。许多知识分子被中统的温情拉下水。中统头目是陈立夫、徐恩曾。中统也有杂志，邀学者文人写稿。陈立夫名声没有戴笠那么坏。陈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务张冲，在上海打击中共很凶，但又支持国共合作。《现代史料》是中统特务杂志，乃中共变节人员主办，写的东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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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军统重视利用中共变节人员。1931年后对中共的方式发生变化，从一味屠杀到动员自首。“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认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若再杀中共人员会受到国人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共是受了苏俄的影响，是可以“迷途知返”的，于是国民党对中共采取自首政策，只要认同三民主义，就可以不杀，送进反省院，不劳动，写写“三民主义”读后感。中国女革命家杀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写读书报告的一部分人乃是应付国民党而不出卖组织，只有少数人做了国民党的鹰犬。写了认同三民主义的读书报告但不出卖组织的人，还可以留在党内，出卖了组织的人则是叛徒。对不自首、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则送去军人监狱，如陶铸。对坚决不自首的则杀，这是为了打击中共的士气，如瞿秋白，因为他是一个时期的中共负责人。向忠发诚心向国民党自首，但蒋中正还是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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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亚光写过《国共斗争亲历记》，此书基本真实，有重要史料价值，在香港可以买到。80年代作者回国内，受到杨尚昆、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他长期当国民党特务组织图书室主任（瞻园为中统最初工作处），护送中统材料去重庆，后来又护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对大陆学者开放。他还编过徐恩曾写的回忆资料《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都有。似乎上海图书馆也有。该书一直没有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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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为了凝聚团体的人心，制定了军统局局歌。30年代苏联每个行业都有歌，除了“格伯乌”外。从国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统做了两件好事：（1）在孤岛领导锄奸（不是所有军阀都是汉奸，比如吴佩孚、段祺瑞严守民族大义，不做日本人的汉奸）；（2）收集、判别日军情报，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国要对苏联进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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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特工组织的界限清楚（除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组织不能干预民间，界限模糊的情况主要在后起国家。应该有一个界限化的过程。斯大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也尝试明晰界限：（1）军队不能受康生系统的干涉，（2）对党内人士不能采取特工活动。这是毛泽东吸取苏联教训，界线化和区隔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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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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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写过《寻求富强》，也写过《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关心中国，还写时评。史华慈最初想做犹太教传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释出新意，说明他的敏锐。他的史料来自中国、日本。但是，他对中共相当意识形态化的史料照单全收，因为他同情中共运动。日本的史料相对客观。日本对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华慈不用国民党的材料，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史料。其实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该带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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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引用李昂的《红色舞台》一书，此书可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书的内容反映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华，写有《大革命的回忆》，后离开中共，被中共视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杀了，具体情况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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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该书首次使用“毛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主义最早由中统提出，其实1935年国民党中统就提过“毛泽东主义”，称中共革命是披着马列外衣的“流寇”进行的“农民造反运动”（见《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中共打下了中国后，史华慈在该书首用“毛主义”的概念，这个词才被注意了，也流传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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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在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我们看是否马列的，标准是：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对私有制的看法（消灭私有制）。从以上标准看，毛泽东的思想基本在马列主义的范围内。毛泽东从来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即使在“文革”时，也是如此。当然毛也吸取了马列之外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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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这本书成书于冷战的开始，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乃苏联“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华慈则看到中苏的差异，他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乃是“异教徒”。这显示出了史华慈的远见。此书有一部分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中苏的相似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同性问题（这是9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动向）。现在看，中苏的相同性远超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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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不知道富田事变的性质，照单全收了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且史华慈认为AB团是存在的。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不确定性，史华慈乃优雅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理解20世纪复杂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东西不是档案就能反映的。斯诺在60年代到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情况。他写了《大洋彼岸》一书，有许多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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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的这本书主要谈四个问题，中心是中共运动的内部关系：（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关系；（2）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3）思想起了什么作用（共产主义背后的思想背景）。本书后附的是他的《德性统治》一文，就是谈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思想。史华慈针对恐怖政治背后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谈了他的看法。他对“文革”有深入剖析。史华慈有两点论：既不完全是权力斗争，也不完全是思想斗争。他的看法有道理。共产主义运动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追求，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权力追求。意识形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大问题，实际上既有意识形态，也有权力和政治运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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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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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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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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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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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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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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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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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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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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