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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社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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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军事先行。领导根据地的力量以军队为主导，有军队才有地方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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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与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由基层党来承担公安的功能，以群众路线为导向，苏联革命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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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开始建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前由一方面军中的政治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由毛泽东统领。保卫局的成立，标志着将苏联斗争管理模式移入中国，其任务是肃清内部反革命，包括军队、社会底层、干部，它是公开的机关，是一个强势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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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后，改为陕甘宁保安处，再成立中央社会部（主管特工业务，对敌，反特）。三头并进：中央社会部、地方社会部、军队社会部（锄奸部）。根据地还有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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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此基础上建公安部，1949年后主要功能既对内，也对外，协助政府处理民事问题（“马锡五调解法”）。此组织的来源为：（1）本土革命经验、（2）30年代苏联模式的引入，两者融合，难解难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强调保卫部门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康生系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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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公安部有段时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来由毛泽东管，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军队和警察这两把刀由毛泽东控制，“文革”后期华国锋负责公安部，此前还有罗瑞卿、谢富治，他们都是毛泽东非常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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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有公安军，是现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军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负责保卫边防线和内卫等。今天的边防线，和平地带由武警负责，敏感危险地带由解放军负责。公安部有边防总局，管理边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时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阅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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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魏斐德的《间谍王》（200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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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王》一书的序是刘东所写，写得不错，提炼出了魏斐德此书的主旨。特工在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没有这种组织，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而先于国民党有这种组织。1926年，周恩来派陈赓、顾顺章、李士群等去苏联远东学习“格伯乌”方面的东西，此时国共尚未彻底决裂，说明周恩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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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1927年后才开始建此组织，蒋中正面对的问题很复杂：（1）中共造反，南方农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对国民党有威胁，中共背后有苏联支持；（2）蒋中正以正统自居，要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各地军阀成为阻碍；（3）1927年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暴露，干涉蒋中正的北伐，蒋中正要面对这个问题；（4）国民党派系太多，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蒋中正要针对党内离异力量。总之，他要实现他本人及国民党对中国的广泛控制，这是他建立这类组织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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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织在1949年前的发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后，有人认为如果戴笠活着，蒋中正不会那么快失败。国民党在台湾的特工掌控者为蒋经国，他是特工系统的核心负责人。白色恐怖与他有密切关系，他同时又是台湾现代化推手。在苏联则是安德罗波夫，同时他还是苏联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强硬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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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那里，特工组织的思想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等等，意识形态的解释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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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那里则是蒋式爱国主义，特别在外族入侵时，爱国主义可以超越党派，金钱是次要的。而且国民党特工组织营造大家庭气氛，家长是戴笠，领袖是蒋中正。此组织是不流动的，所谓“生为领袖人，死为领袖鬼”，有自己特殊的伦理。1949年去台湾后，每年4月1日是国民党纪念戴笠的日子。在这个组织中子承父业。在台湾的两蒋时代，国民党强化了意识形态叙述，“领袖、主义、国家”三位一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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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组织，蒋中正成立调查统计局，这个词儿，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调查研究，比较能迷惑人。1943年后，中共也全面对国内的社会组织、社会名流进行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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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统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活动范围在知识界。1936年“中华文化本位宣言”的发起者中不少是中统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比较认同国民党的政策。中统的活动集中于知识圈，不干脏活，很文雅，脏活由军统来干。许多知识分子被中统的温情拉下水。中统头目是陈立夫、徐恩曾。中统也有杂志，邀学者文人写稿。陈立夫名声没有戴笠那么坏。陈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务张冲，在上海打击中共很凶，但又支持国共合作。《现代史料》是中统特务杂志，乃中共变节人员主办，写的东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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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军统重视利用中共变节人员。1931年后对中共的方式发生变化，从一味屠杀到动员自首。“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认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若再杀中共人员会受到国人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共是受了苏俄的影响，是可以“迷途知返”的，于是国民党对中共采取自首政策，只要认同三民主义，就可以不杀，送进反省院，不劳动，写写“三民主义”读后感。中国女革命家杀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写读书报告的一部分人乃是应付国民党而不出卖组织，只有少数人做了国民党的鹰犬。写了认同三民主义的读书报告但不出卖组织的人，还可以留在党内，出卖了组织的人则是叛徒。对不自首、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则送去军人监狱，如陶铸。对坚决不自首的则杀，这是为了打击中共的士气，如瞿秋白，因为他是一个时期的中共负责人。向忠发诚心向国民党自首，但蒋中正还是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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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亚光写过《国共斗争亲历记》，此书基本真实，有重要史料价值，在香港可以买到。80年代作者回国内，受到杨尚昆、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他长期当国民党特务组织图书室主任（瞻园为中统最初工作处），护送中统材料去重庆，后来又护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对大陆学者开放。他还编过徐恩曾写的回忆资料《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都有。似乎上海图书馆也有。该书一直没有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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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为了凝聚团体的人心，制定了军统局局歌。30年代苏联每个行业都有歌，除了“格伯乌”外。从国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统做了两件好事：（1）在孤岛领导锄奸（不是所有军阀都是汉奸，比如吴佩孚、段祺瑞严守民族大义，不做日本人的汉奸）；（2）收集、判别日军情报，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国要对苏联进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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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特工组织的界限清楚（除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组织不能干预民间，界限模糊的情况主要在后起国家。应该有一个界限化的过程。斯大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也尝试明晰界限：（1）军队不能受康生系统的干涉，（2）对党内人士不能采取特工活动。这是毛泽东吸取苏联教训，界线化和区隔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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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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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写过《寻求富强》，也写过《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关心中国，还写时评。史华慈最初想做犹太教传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释出新意，说明他的敏锐。他的史料来自中国、日本。但是，他对中共相当意识形态化的史料照单全收，因为他同情中共运动。日本的史料相对客观。日本对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华慈不用国民党的材料，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史料。其实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该带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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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引用李昂的《红色舞台》一书，此书可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书的内容反映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华，写有《大革命的回忆》，后离开中共，被中共视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杀了，具体情况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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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该书首次使用“毛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主义最早由中统提出，其实1935年国民党中统就提过“毛泽东主义”，称中共革命是披着马列外衣的“流寇”进行的“农民造反运动”（见《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中共打下了中国后，史华慈在该书首用“毛主义”的概念，这个词才被注意了，也流传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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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在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我们看是否马列的，标准是：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对私有制的看法（消灭私有制）。从以上标准看，毛泽东的思想基本在马列主义的范围内。毛泽东从来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即使在“文革”时，也是如此。当然毛也吸取了马列之外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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