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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这本书成书于冷战的开始，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乃苏联“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华慈则看到中苏的差异，他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乃是“异教徒”。这显示出了史华慈的远见。此书有一部分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中苏的相似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同性问题（这是9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动向）。现在看，中苏的相同性远超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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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不知道富田事变的性质，照单全收了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且史华慈认为AB团是存在的。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不确定性，史华慈乃优雅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理解20世纪复杂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东西不是档案就能反映的。斯诺在60年代到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情况。他写了《大洋彼岸》一书，有许多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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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的这本书主要谈四个问题，中心是中共运动的内部关系：（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关系；（2）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3）思想起了什么作用（共产主义背后的思想背景）。本书后附的是他的《德性统治》一文，就是谈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思想。史华慈针对恐怖政治背后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谈了他的看法。他对“文革”有深入剖析。史华慈有两点论：既不完全是权力斗争，也不完全是思想斗争。他的看法有道理。共产主义运动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追求，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权力追求。意识形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大问题，实际上既有意识形态，也有权力和政治运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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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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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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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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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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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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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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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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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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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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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汤森的《中国政治》的几个重要观点（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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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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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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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关联，只有从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过去的区别的意义。为什么外面的观察总是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慧，而在这领域内的政治学家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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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邓的改革不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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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革命是否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看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之强弱。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家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使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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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中国政治的几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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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权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是50年代美国西海岸学者的范式，里面有些论述不完全错，书中把“极权主义”翻译成“集权主义”是不对的。极权主义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过审核，只能将其译为“集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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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认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一个独断领导，控制论传媒，对经济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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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一个动员系统和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实行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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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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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中国现行体制的起源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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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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