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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这本书成书于冷战的开始,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乃苏联“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华慈则看到中苏的差异,他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乃是“异教徒”。这显示出了史华慈的远见。此书有一部分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中苏的相似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同性问题(这是9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动向)。现在看,中苏的相同性远超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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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不知道富田事变的性质,照单全收了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且史华慈认为AB团是存在的。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不确定性,史华慈乃优雅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理解20世纪复杂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东西不是档案就能反映的。斯诺在60年代到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情况。他写了《大洋彼岸》一书,有许多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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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的这本书主要谈四个问题,中心是中共运动的内部关系:(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关系;(2)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3)思想起了什么作用(共产主义背后的思想背景)。本书后附的是他的《德性统治》一文,就是谈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思想。史华慈针对恐怖政治背后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谈了他的看法。他对“文革”有深入剖析。史华慈有两点论:既不完全是权力斗争,也不完全是思想斗争。他的看法有道理。共产主义运动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追求,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权力追求。意识形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大问题,实际上既有意识形态,也有权力和政治运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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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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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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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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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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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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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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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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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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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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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汤森的《中国政治》的几个重要观点(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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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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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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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关联,只有从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过去的区别的意义。为什么外面的观察总是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慧,而在这领域内的政治学家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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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邓的改革不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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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革命是否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看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之强弱。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家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使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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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中国政治的几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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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权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是50年代美国西海岸学者的范式,里面有些论述不完全错,书中把“极权主义”翻译成“集权主义”是不对的。极权主义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过审核,只能将其译为“集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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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认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一个独断领导,控制论传媒,对经济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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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一个动员系统和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实行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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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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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中国现行体制的起源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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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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