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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30 除此之外,历史对于史无前例的状况是否能够加以说明呢?基本上,这是一个有关人类演化方向与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想问的,而光就这一点,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知道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喜欢),它都是历史的重要问题,不可以逃避。也就是说:人是如何从穴居人变成太空漫游者,从害怕剑齿虎的时代进展到害怕原子弹爆炸的时代——从害怕自然所带来的危险到害怕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危险?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历史的重要问题,乃是因为人类现在虽然远比过去高大壮硕,但就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从有历史记录以来(实际上并不是很长)人类并没有什么变化:从第一座城市开始,大概1.2万年,大概略早于农业的开始。我们的智能几乎不比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或中国人高多少。不过,人类社会的生活与运作方式却全然改观了。因此,这个问题跟社会生物学没有太多关系。除此之外,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社会人类学也与此无关,它专注于研究各个不同的社会有何共通点:如因纽特人与日本人。如果我们单从共通不变的方面来考虑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种种变迁的现象,除非我们相信并没有所谓的历史变迁,而只有要素的结合与分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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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32 让我说得更清楚些。对于某些人来讲,历史知识要比超能力、占星术或唯意志论(voluntarism)[12]更能帮他们拟定行动计划,即便如此,也不表示追寻人类的演化史就是为了要预测未来。关于赛马的结果,历史学家唯一有自信能告诉我们的,就只是过去的结果如何。他不能发现或规划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或害怕的——人类命运。不管我们是把历史的终点看成一个不断进步的普世进程,或是最终将会进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历史都不是一个俗世的末日学(eschatology)。那只是我们强行去解释的,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结论。历史能做的就只是发现整体历史变迁的类型与机制,比较特别的则是要去探索在过去几世纪快速而广泛的变迁中,人类社会是如何转变的。这与预测或期望无关,而与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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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34 这种想法需要一个分析架构来进行历史分析。这样的架构必须以人类事务的变迁要素为基础,它必须可见而客观,摒除主观或当代的期望和价值判断;那就是,凭借劳动、心智、科技及生产组织,人类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来控制自然力。事实证明,自有历史以来,人口不断地增加而没有严重倒退,生产与生产力也在成长——特别是过去几个世纪。我个人不介意称此种状况为进步,就其整个进程来说是如此,而且无论是从潜在面看还是从事实面看,也没有人不会视其为一种改进。不过,不要太介意于我们对它的定位,任何想要搞清楚人类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的人,都要从这个趋势入手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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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36 在这里,马克思对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重要,因为他基于这个趋势来建构概念及历史分析——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这么做。我不是说马克思是对的,也不是说他的说法恰当,但他的取向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3]所说(这位著名学者完全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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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38 不管大家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架构,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另一种完整的对抗模式,不管是针对西方或东方的历史都一样。而当大家需要某种架构以供思考时,就算是(也许可以说特别是)不接受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也要在陈述他们的观点时提一下马克思的观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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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42 换句话说,不回头去谈马克思,或说得更清楚些,不从马克思开始谈的地方谈起,那么对历史的讨论就会不够严谨。意思是说,基本上要从唯物的历史概念出发,而这也是盖尔纳所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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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44 这一种历史分析,产生了不少与我们直接相关的问题。举个明显的例子。人类在有历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把大量的心神花在生产粮食上面:大概占了总人口80%到90%的人力。到了今日,北美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就能生产足供国内其他97%的人所需的粮食,还能供养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人口。除此之外,在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生产的货物或劳务,即便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大量而持续增长的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已经不是如此。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时代,大部分的人已经不用像《圣经》所说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西方世界农业人口的萎缩,虽然很早就有人预测到了,但真正剧烈地缩减则是发生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至于农业之外的其他社会劳动力的萎缩——有趣的是,这一点马克思也预测到了——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但伴随着这些现象的则是第三产业的兴起。不过,这还只能算是地区性的现象,并不是全球性的现象。这种人类产业结构上的转变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大部分人类的整个价值系统——至少从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石器时代富裕”(stone-age affluence)[15]结束以来就是如此——都会不得不与这样一个事实配合,那就是一定要劳动,这变成人类存在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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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46 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结果?要从历史中发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要从历史中找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妙方也不简单。但历史可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社会必须进行再分配。从大部分的历史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在于盗用少数人所生产的社会剩余(social surplus),再将其予以投资来改善生产模式(其实盗用后不一定真的拿去投资)。成长的代价是不平等。到目前为止,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通过全体财富的大量增加而获得了补偿: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让已开发国家中的劳工过着比印第安人酋长更好的生活,让每一代的人都过着比上一代更好的生活。大家可以通过参与生产过程——通过拥有工作,或者农夫或工匠通过在市场卖掉自己的产出来获得收入——以一种稳妥的方式来共享获利。在发达国家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农民人数已经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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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48 现在,假定大部分人都已经不需要生产了。那他们靠什么维生呢?而依赖这些人消费的商品市场将如何维持呢?这个问题对于企业经济来说相当重要,经济越来越依赖大众消费,美国首先迈入这个阶段,然后是其他国家。它们必须靠公共转移支付,如退休金以及其他的社会安全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也就是要靠政治与行政的机制来进行社会再分配。过去30年来,福利机制快速地扩大,主要是因为我们正经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以及许多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缘故。政府部门的快速扩大,换句话说,公共部门吸收了不少人力,也算是某种形式的施舍——在西方和东方都有相同的效果。另一方面,失业救济金、健康与社会保险以及教育经费等等福利支出,现在——或者说在1977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的公共支出中占了一半到2/3,而在这些国家中,家庭收入有25%到40%是来自在政府机关工作以及社会安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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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50 再分配的机制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是已经完全建立了,而且我们也可以放心地说,它被废止的机会可以说是少之又少。顶多是像里根曾梦想要回到麦金莱(McKinley)[16]总统时代的经济状况。但要注意三点。首先,这个机制必须通过征税来达成,这对于西方经济发展的动力造成极大的压力,意即大企业主的获利遭到压缩,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因此,再分配的机制也不是没有人反对。其次,在设计这个机制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经济上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会是一种常态,而只把它当成一时的现象:这个机制是以完全就业为前提,不过这个假定在历史上实在找不到什么根据。再次,就像济贫法一样,这个机制只提供最低收入,不过这已经比20世纪30年代的措施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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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52 所以,即使我们说这个机制会继续运作并且扩大,但就上面我提到的状况来看,它很可能会增加并且深化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过剩的大量人口以及非过剩的少数人。接下来呢?传统的假设认为,经济成长固然会摧毁一些就业机会,但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种说法已经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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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54 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类似于大家所熟知而且正在增长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如少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贫穷落后的国家。就这两个例子来看,不平等的鸿沟看起来似乎都在加深加宽。而且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通过市场经济所造就的经济增长,不管有多好,都没有办法自动而有效地排除国内以及国家间的不平等,即便它可以增加全球的工业部门,而且还可以进行财富与权力的再分配,但也不过就是从美国转移到日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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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56 现在,暂不考虑道德、伦理及社会正义,这个状况所造成或恶化的是另外一些严重的问题——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由于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不平等,乃是权力与福利的不平等,而这些问题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强大的国家及阶级目前想处理的问题。穷人及穷国是弱小的、没有组织的,并且能力是不足的:比较起来,这种问题在今天尤其严重。在国内,我们可以把穷人塞在贫民窟里,把他们当成不幸的社会底层看待。我们可以用私人或公共的安全武力建立起一座电子化的堡垒,来保障富人的生命或财产。套句英国某部长针对北爱尔兰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用“大家可以接受的暴力程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我们可以轰炸或打击这些穷国。如一位诗人所描述的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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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58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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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62 机关枪而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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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66 西方唯一畏惧的能够打击他们的非西方力量乃是苏联,不过它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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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68 简言之,有人这样假定,经济问题可以借助下一波繁荣的来临而获得解决,因为从过去经验来看,繁荣总是会到来;因此不论是在国内或在国外,穷人与不满者将会永远安于现状。第一个假设也许是合理的,但这只有在下列条件满足时才会成立:世界经济、国家的结构与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的国际模式,要跳脱目前的“康德拉捷夫”阶段,而产生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从经济大衰退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就因为有其特有的模式而自成一个周期。这是历史从理论及经验上能够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完全不合理,但短期而言倒还说得通。无论国内或国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像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那样动员穷人来抗议、施压、进行社会变迁以及革命,这种说法也许合理,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完全不能产生政治力量甚至军事力量,尤其是在繁荣不能带给他们任何好处的时候。这也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历史不能告诉我们的是,在这种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这要看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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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70 让我下个结论。我承认在实际上,许多时候历史之所以能让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是基于历史经验与历史视野的借鉴。历史学家的事业就在于要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的过去,而他们也要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不管运用理论与否),否则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例如,过去40年来,许多政治人物研究20世纪30年代,那段充满战争危险的年代——重温希特勒、慕尼黑及其他事件——但对于许多关心国际政治的历史学家来说,一方面知道这是段独特的历史,一方面也不安地觉得它与1914年前夕有类似之处。1965年,有位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关于1914年前夕军备竞赛的研究,书名为“昨日的武力恫吓”(Yesterday’s Deterrent)。遗憾的是,更多的人们并没有从历史学家总结出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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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72 大体说来,有两种力量会模糊我们的视野,让我们鲜能学习或留意历史的教训。我已经提过一个,即通过机械的模型与装置所呈现的非历史的、人工设计的、解题式的取向。这个取向在许多领域上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但它却没有历史视野,而且凡是数据无法转换成模型或装置的,从一开始就被剔除。因此,这种思考并不能将所有的变量都输进模型里面,而且就历史学家来看,其他事物并没有办法假定为不变。(这是我们早该从苏联的历史及其崩溃中学到的东西。)另外一个我也曾经提过,那就是为了非理性的目的而系统地扭曲历史。再回到我先前曾提到的部分,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要让它们的青少年在学校里读一点儿历史呢?不是为了要了解他们的社会及社会是如何的变迁,而是要认同他们的社会,为他们的社会而骄傲,当一个或成为一个美国或西班牙或洪都拉斯或伊拉克的好公民。这种做法跟发动一场运动没什么两样。历史要是成为鼓动人心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自我褒扬的神话了。这时,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历史这样的眼罩更危险的了,现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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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74 将这块眼罩拿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若是做不到,至少偶尔将它轻轻掀起——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就能让当代社会可以看清一些事物,即使了解的过程并不好受,但却能因此有所帮助。幸运的是,大学是教育系统中一个允许(甚至是鼓励)历史学家进行这种工作的地方。但也不总是如此,因为历史专业的培养多半在于训练一群服务于政权并将政权合理化的人。不过,不是所有的历史专业全都如此。大学毕竟是批判性的历史比较容易存在的地方——一个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可以受到资助的地方——而在庆祝校庆的同时,发表这样的看法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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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76 [1]德鲁兹人:原为宗教团体德鲁兹派,始于11世纪初,从伊斯兰教什叶派分出,是一个独立的宗教教派,不属于伊斯兰教、基督教或犹太教,主张一神论及灵魂转世说。由于主张只能与教内人士通婚,于是本来是宗教派别,逐渐转变成具有种族性质,不过大体上其种族仍是阿拉伯人。自20世纪40年代与马隆教派爆发冲突,战事延续到1860年停止,从那之后德鲁兹人的领袖就一直由琼布拉特家族担任。之后与马隆教派的冲突仍不断,如1893、1926及1953年战事都较为激烈,最近最有名的就是黎巴嫩的内战(1975~1991)。霍布斯鲍姆在本文中所指的名字相同,大概指涉的是琼布拉特家族长久以来领导德鲁兹人作战的状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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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9578 [2]马隆教派:4世纪时一群以马隆(Maron)这个僧侣为首的基督徒,他们以马隆的生活方式为他们的模范。公元7世纪开始兴起于安提阿(Antioch)大主教区,于8世纪出走往南到叙利亚、黎巴嫩一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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