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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金（1913~1992）：于1977~1982年之间担任以色列总理，主要政绩为促进以埃合谈，并与埃及总统纳瑟（Nasser）签定以埃和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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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隆（1928~ ）：于2001年2月就任以色列总理至今。夏隆曾在比金担任总理期间担任国防部长：他策划了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的行动。在一个官方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中，夏隆被指控要为在1982年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屠杀负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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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级计算机：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单独一台功能强大的机器（real），但随着现在个人计算机、工作站等级的计算机越来越强大，可以把好几台计算机并联平行处理达到超级计算机的功能，称为概念性（notional）的超级计算机，这两种都称为超级计算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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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德拉捷夫（Nikolai Kondratiev，1892~1938）：俄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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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80年6月3日，计算机误判有大量苏联导弹发射，于是100架B52轰炸机待命起飞，后来及时发现是计算机错误。不过，三天后又发生相同状况，证明只是虚惊一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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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年之后），古希腊时代的雅典贵族，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sian War）。——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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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基雅维利（1469~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主张权谋霸术，著有《君主论》（The Prince）与《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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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川家康（1542~1616）于1603年受天皇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幕府于江户，一直到末代将军庆喜于1868年将大政奉还于明治天皇，为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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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点：得名于欧内斯特·格拉芬贝格（Ernest Grafenberg，1881~1957）。女性阴部的前壁有一块区域，他发现对于一些女性来说，这块区域能引起性欲，此区即命名为G点。G点是个环绕着尿道的腺体组织，在性高潮时即透过尿道分泌液体，其功能与男性的前列腺类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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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唯意志论：神学流派之一，认为上帝（或实存的最终本质）乃是一种意志（will）。只有意志才能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不鼓励思辨而主张以实践来掌握自己的生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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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盖尔纳（1925~1995）：英国哲学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经典作品为《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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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摘自《泰晤士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4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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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萨林斯（1930~ ）：当代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研究波利尼西亚与夏威夷的原住民，以及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与当地人的互动。他曾提出在石器时代向农业时代过渡之前，那些原本以渔猎采集为生的人，开始经历一段富裕时期。借助初步的农耕，人们获得了较多的食物，就不用花同等时间去打猎采集，因此那时代人就拥有大量的“休闲时间”（leisure time）。不过粮食一充裕，人口一多，就又需要增加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因而减少，而结束了这段富裕时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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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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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4章 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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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是戴维·格拉斯纪念讲座（David Glass Memorial Lecture）的第一次演讲，并且分别由伦敦经济学院及《新左派评论》出版印行。本文刊于《新左派评论》第125期（1981年2月），第3~19页。本文已稍做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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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演讲是戴维·格拉斯纪念讲座的第一场。格拉斯是伦敦经济学院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与学院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他在此任教，使得学院的名声也大大提高。我要补充的是，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践传统的时候，他却代表了本校最好的传统：那就是社会改革的传统，激进主义的传统，以及学生都不是富家子弟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首部关于人口学的著作中下了一个结论——他一直都是英国人口学的权威——要求“提供给工人阶级一个足以养育子女而免于遭受经济与社会困难的生活条件”。他对于自己成为从1855年伟大的威廉·法尔博士（Dr William Farr）以来，首位进入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的社会科学家感到自豪，因为他认为自己（像法尔一样）是“在”（in）社会而且是“为了”（for）社会的社会科学家，而不只是研究社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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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纪念他的讲座，很自然地就要谈“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这个词就我的理解，从广义来看，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思考我们要怎么做。这暗示着我们要尽可能地研究未来。这是一个有风险的，经常是令人沮丧的，但却也是必要的活动。而且所有对于现实世界的预测，多半要从过去所发生的事来推论，也就是从历史来看未来。因此，对于这个主题，历史学家应该会有相关的看法。相反，单就历史与未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来看，历史与未来不可分。我刚才说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我将要说的，则是属于未来。介于这两者间的地带，有一个纯属于观念的但不断变化的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这块地带为“现在”。而如每个著书人都知道的，把过去与未来分开，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将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也有技术上的理由。我们不能要求过去直接回答任何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没有办法对过去提出，虽说我们可以运用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从过去所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找到间接的答案，但这也行不通。相反，如每个民意调查单位所知，我们可以问现在任何可问的问题，但就在回答与记录的时候，马上就变成过去了，即便是最近的过去也还是过去，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现在的发问。因此，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了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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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即使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想要明确地区分过去与未来，而也的确有人这么做了，但却没有人接受他们的说法。所有的人类与社会都植根于过去——植根于他们的家庭、社群、民族或其他相关的团体，或甚至是个人的记忆——他们都从与过去的关系中来定位自己，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明明现在跟过去是一样的：但人们总是会说“比以前更怎么样”。还有，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其中有绝大部分是来自学习、记忆以及经验，于是构成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不断对峙的庞大机制。人们总是从了解过去的过程中，来预想未来会是如何。他们必须如此。姑且不提公共政策，一个有意识的人在过平日的生活时，总是需要了解过去。而他们这么做当然是基于一个合理的假定：大体而言，未来与过去的链接是有系统的，并不是毫无道理地将外在条件与事件硬生生地绑在一起。人类社会的结构、进程，以及再造、变迁与转变的机制有其系统，能限制事物发生的数量，决定哪些事物会发生，并对于其余的事物赋予或高或低的发生概率。这隐含某种（不可避免是有限的）程度的可预测性——但是，如我们所知，这并不等于成功的预测。不过，我们要记住，不可预测性之所以如大片乌云般地笼罩着我们，那主要是因为关于预测的讨论总是集中于（基于明显的理由）讨论未来的不确定，却很少讨论确定的部分。毕竟我们并不需要气象专家预测，冬天之后春天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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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也是必要的。这并不表示未来是注定的，也不表示未来是可知的。这也不表示没有别的选择或结果，或者预测者没有对的可能。我心里比较想问的问题其实是：预测了多少？什么样的预测？如何改善预测？历史学家如何参与预测？即使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从理论与实际来说，未来仍有许多我们无法知道的，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更有效地集中心力在预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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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思考这些问题之前，让我先对另外一些问题稍作思考：为什么预测会在历史学家之中不受欢迎？为什么很少有人会想去改善预测，或是思考预测的问题，即便是肯定预测的价值跟可行性的历史学家，如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答案很清楚。历史预测的成果，说得客气一点儿，还没有成气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曾经做过预测，都经常失败得很惨。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宣称我们的专业活动就是要停在昨天，而不是预测；或者是将自己局限在那些已经研究过但还是含糊不清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以前具有古代神谕的特质，现在则像是旧报纸中的星座专栏。不过，虽然预测的成果很不理想，却没有因此让其他人、其他学科或一些伪学科停止预测。今天，仍有大公司致力于预测，不受失败与不确定的影响。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甚至在绝望之中，还是重建了德尔菲神谕（Oracle of Delphi）的更新版［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个特殊的预测机制，名字就叫作“德尔菲技术”（Delphi technique）］，通过一个选拔出来的专家团队，来征询如何处理鸡只内脏的问题，之后再看是否能达成共识，最后才做出结论。除此之外，也已经有许多由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及其他无法归类的观察家所做成的成功预测的例子。如果你不希望再度引用马克思，那么我会建议你也可以引用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1]以及布克哈特（Burckhardt）[2]。除非我们认为（而这是不可能的）这些成功的例子都只是运气好，那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些例子背后的方法论是值得研究的：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击中目标，或者是提高命中率，就更应该去研究它们。而相反，不断失败的原因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达成命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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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之所以会造成一连串的失败，其原因乃是人类欲望的力量。关于人和天气的预测都是不可靠且不确定的工作，但却也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运用气象学的人知道他们并不能——或者你认为这样说比较好，还不能——改变天气。他们的目标是针对他们所不能改变的天气，做最好的运用，亦即，制定自己的行动方案以应对不同的天气。作为一个个体，人类也许可以用大致相同的方式来预测，也许成功的状况很少，但却可以对此采取有效的行动。我已故的岳父曾准确地料到奥地利迟早会落入希特勒手里，所以他在1937年时，把事业从维也纳迁移到曼彻斯特（Manchester）——但是能像他这样明智的维也纳犹太人并不多。然而，作为一个集体，人类倾向于从历史预测中寻找能够改变未来的知识：不只是什么时候该储存防晒乳液，而且要创造阳光。由于有一些人类的决策或多或少会对未来造成明显差异，因此这种期望不能完全忽视。然而，这些决策常常反过来影响了预测的过程。因此，历史预测与气象预测不同，前者常被周遭不断出现的评价所影响，它们可能基于不同的理由而认为这个预测不可能或不好，而最常见的理由其实就是我们不喜欢这个预测。历史学家比较吃亏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坚定不移的听众，也就是说，不管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就是定期且迫切地需要气象预报：如水手、农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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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周围绕着人群，特别是那些关心政治的，当他们还没说他们已经发现过去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有必要从过去学点儿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主要的兴趣是运用历史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辩护。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就很难有提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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