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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学科，“进步”概念要用在上面似乎也同样困难：例如哲学或法律。柏拉图并不因笛卡儿（Descartes）的出现而过时，同样的道理，康德之于笛卡儿，黑格尔之于康德；我们无法看到智慧累积的过程，也就是说，后来的作品并没有将前人作品中的真理完全吸收。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旧的主题持续地被拿出来再讨论一次，特别是那些上古时代的主题，不过讨论时却是用当代的术语，这有点儿像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剧作在20世纪20年代或70年代演出一样，两种演出的模式不同，但演出还是会受到欢迎。我并不是在批评这种学科，我们如果看看现代的田径赛，它显示了一种进步，因为现在的人跑得、跳得比50年前的人更快、更远，他们不断地在刷新纪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从外表看来是不断在变，但实质上却是不变的比赛，如下棋的两人对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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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就与第二种学科很像，因为历史学家不只是写书，也读书，特别是读相当古老的书。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学家也会过时，但是过时的速度要比科学家慢得多。我们现在已经不读吉本（Gibbon）[6]了，但我们还读康德或卢梭（Rousseau）的书，因为他们的想法仍然与我们现在的问题有关。我们虽然会称赞吉本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但现在读他的作品，重点已经不是在得到有关罗马帝国的知识，而是在欣赏他的文学才华，所以专业历史学家并不会为了研究上的需要来读他的书，除非是为了休闲。如果我们会去读过去历史学家的作品，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一些永久的原始材料，譬如说版本已经不可能再更新的中世纪编年史，或者是因为他们突然间对一些很冷僻已经没有人研究的主题开始感兴趣，换句话说，从这个主题来看，这些过去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还是相当新颖的。这就是历史再版工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本书在它出版的一个世纪之后又重新浮上台面，这就引发了我今天下午所问的：我们能在历史学中谈“进步”吗？如果可以，那它的特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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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讲的进步，它的意义很明显不是指历史学家变得更博学或更聪明。就算历史学家接触了更多的知识，也不表示他更博学。我也不确定历史学家是否会变得更聪明，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反例。从过去一两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就不是一个很费脑力的学科。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接触过一个很费脑力或至少需要一点儿聪明的学科，那就是英国与美国的剑桥大学经济系，我试着赶上一堆比我聪明得多的人，这段有益但却令我沮丧的经验，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意思不是说50年前的历史学家没有相同的聪明才智，而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仍然有可能在历史学界做出贡献而拥有名声，尽管我在处理艰难工作以及类似侦探的调查上是能力不足的。也许有人认为，正统学院的历史研究长久以来就敌视理论与通则，因为伟大的兰克（Ranke）[7]所树立的传统，鼓励思想上不要过于前卫，而事实上，历史学也不需要前卫。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某些国家与某些时代中，历史也吸引了与上述特质完全相反的心智，例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取向——通称为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8]——数十年来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但是不管怎么说，聪明对历史学家来说也不是缺点。现在，已经有一些历史研究开始走上需要智力的道路，可以跟其他的学科较量较量，这一类的历史研究多半是从社会学科或哲学引进一些概念或模式来对历史进行分析，从这个方面看来，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软性的思考了。不过，这也还不足以证明历史学是有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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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什么有意义的方式，才能说历史学是有进展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历史学家之间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或者说，对于他们所处理的主题，并没有共识。举例来说，每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也是历史。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40多年过去了，我和我同辈的人——还有你们——以及学生或旁听生都在其中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所有历史研究都隐含了选择，一种不为人知的选择，从过去无限的人类活动中选择，从影响这些人类活动的事物中选择。但是在做这样的选择时，却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甚至于随着时间不同，标准很容易就跟着改变。当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大致上是由伟人来决定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很明显地不同于当他们不认为如此的时候所做的选择。这便提供了极为坚固而有效的堡垒来庇护历史的死硬派（以及那些反对历史的人），让他们能坚守立场，并且保证这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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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能根据学界承认的标准来调查过去的人，就是历史学家，这一点是所有历史专业人员都会同意的。即使是最不需要用脑而以收集琐事为能事的古旧编年史研究者，我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历史学家地位，它们现在也许看起来琐碎，但也许明天就有它的用处。毕竟，历史人口学这个过去20年来转变许多的学科，它所依赖的资料就是来自系谱学家的收集；而收集的原因，要不是因为对贵族世系的崇拜，就是出于神学上的目的，后者如盐湖城（Salt Lake City）的摩门教徒（Mormons）[9]。因此，历史学家一直不断地自我反省，并且对于其他学科在哲学与方法论上所带来的挑战感到相当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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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这类争论的办法，就是看看从过去几个世代以来，历史研究到底有什么成就，或者看看这些成就是否显示出对于同一主题有一种系统性的发展趋势。结果证明了没有所谓的“进步”，倒是显示出历史这个学科像是条独木舟，在个人品位、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甚至流行趋势的波浪中载浮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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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正值现代自然科学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历史学作为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地位可说是屹立不倒。档案整理完善，标准的期刊也才刚刚创刊——《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史学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都是19世纪最后30年的产物——历史学的本质还没有人质疑。大历史学家在公众生活上都是大人物——在英国，他们是主教与贵族，在法国也是如此。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0]甚至认为是到了该写一部最后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时候了，这部书将标示出最新的学术进展，也许还标示了这些问题已不会再有进展。之后不到50年，甚至连剑桥大学（此时已经没几个人知道近代史的写作发源于此）也觉得这部书已经过时了，必须要完全改写。不过，即便是在阿克顿自信满满的时候，也还是有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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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对历史内容的不满——在那个时候，历史的内容尽是叙述性的文字，主题集中在政治史与制度史，后来这种历史取向在一本英国讽刺文学《1066年及其种种》（1066 and All That）[11]中被狠狠地嘲弄了一番：这些挑战也关切历史通则的可能性。其实，这些挑战是来自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以外的学科，他们相信历史学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形式。体制内的历史学家完全不接受这些挑战。在德国，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论战正打得火热，有一位历史学家名叫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2]因此被列为异端，不过以今日眼光来看，他还略嫌保守。正统派认为，历史应该是叙述性的。人物、事件与局势，各自不同，是不可能从中找到通则的，因此，不可能有所谓的“历史法则”（historical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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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可以分两方面来谈。首先是正统史学中，历史的内容是从过去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它所选取的主要是政治，特别是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外交政策有关的政治，而且只注意那些能影响外交政策的人的一举一动。虽然也研究其他的领域，如文化史或经济史，但是却只居次要的地位，交代得总是模糊不清，除非这些领域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上的决策，否则绝不可能花工夫在上面。简单地说，它在数据的选择上相当狭窄，而且在政治立场上还相当教条。其次，正统史学也反对将过去的各个方面都统合成一个有系统的结构或因果彼此联系的关系，尤其反对将经济与社会因素当成政治发生的原因，反对建立任何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化模式（其实正统本身也在建立这样的模式）以及建立历史发展的分期模式。格奥尔格·冯·贝娄（Georg von Below）[13]就认为，这种模式性的思考只存在于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以及神学，与历史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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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代表了19世纪中晚期对于历史学发展的反动，或者说，对于18世纪以来历史学发展的反动。不过，这并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重点。平心而论，18世纪的历史学家或者具有历史心态的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无论他们是来自苏格兰还是格丁根（Gottingen）[14]，要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处理包罗万象的历史问题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能力对于社会组织或社会变迁建立一套通则，因此才将研究局限于政治制度与政治事件，并且强调人类在决策时所展现的自主意识及独特性。我的观点是，兰克正统原本在各大学的崇高地位之所以受到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示它过时了。正统派虽然还是负隅反抗，但已是坐困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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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强调第一点，主要是因为正统派本身也喜欢把这个挑战当成意识形态上的，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德国《史学期刊》上的论争，反映了正统派所对抗的，不仅有“集体主义的”（collectivist），还有“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以及“唯物主义的”（materialist）历史概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论争。如果暂且不谈各个学科对于历史这种只谈帝王将相的做法有多么厌恶，我们会发现那些反对正统派的人并不是来自同一个阵营。这些人包括了马克思、孔德还有兰普勒希特，而从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来看，他们的做法都不是很激进。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了韦伯与涂尔干（Durkheim）[15]。在法国，对于正统史学［即所谓的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s）］的反叛则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它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说了。即便法国的正统史学稳稳地抓住了学院，但是在1914年之前，正统派在法国就已经差不多全面崩溃了。第11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10）也发现了这一点，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有一种趋势，唯物的历史分析逐渐地取代了唯心的历史分析，因而造成了“经济或社会史”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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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这个不断向前推展的趋势是普遍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尽可能地降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对它的影响力。我绝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在19世纪末的严谨的观察家也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我要强调的是，历史学的发展从时间上来看，是有一个特定的发展方向的，不管历史研究者怎么想，就算历史专业人员想要依靠既有的体制顽抗也是阻挡不了的。1914年之前，压力主要都来自历史学之外：经济学家（在某些国家，经济学家有相当强的历史偏好），社会学家，在法国则还有地理学家，甚至于律师。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上，以及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性上，有着最深刻讨论的经典文本，除却马克思这个开山祖师不谈，就属韦伯（社会学家）及特勒尔奇（Troeltsch，神学家）[16]了。给正统史学最后一击的则是来自其内部。在法国，有名的年鉴［全名应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从边区的施特拉斯堡（Strasbourg）[17]反攻巴黎；在英国，《过去与现在》由许多非历史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创立，到了20世纪50年代快速地成长为跨国的论坛，而成员也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在联邦德国，正统史学从这里开始，最后也在这里结束：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反对德国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他们从魏玛时代（Weimar period）[18]一两个被视为民主共和分子的历史学家那里寻找灵感，并且再度强调要从社会与经济发展角度来解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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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无可质疑。你只要比较一下英国在战间期的欧洲史课本，如格兰特（Grant）与坦珀利（Temperley）的《19和20世纪的欧洲》（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及当代的课本如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的《1880到1945年的欧洲》（Europe 1880-1945），就可以发现从我当学生以来课本的巨大变化：我特别挑了一个以稳健派自居的现代学者，甚至于偏向保守派。旧课本开头是简短的16页对欧洲的介绍，说明了国家体系、权力平衡及主要的欧陆国家，顺便陈述了一下启蒙运动者——伏尔泰（Voltaire）、卢梭等等——以及自由、平等与博爱。新课本出现于40年后，一开始则是长篇叙述欧洲的经济结构，之后则是简短的一章：“社会：制度与假设”，政治类型与宗教（在此之前只是简单地提一点儿国际关系）这两章则各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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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们在20世纪所看到的历史研究，正是19世纪90年代的正统史学所否定的：即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和解。历史当然不能被吸收成社会科学或其他学科的一部分。而这也不是说，历史学家不可以去注意那些有历史倾向的人口学家或经济学家所处理的问题。无论如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是各自独立的，和解也不是单方面的。如果说历史学家越来越懂得向社会科学求取方法与解释模式的话，那么社会科学也越来越倾向于历史化，并且开始求助于历史学家。而19世纪末学者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社会科学的演化架构与解释模式太过于简化并且不切实际，而时至今日，社会科学也还是有同样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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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状况是，历史学从叙述性转向分析性与解释性；从研究独特而个别的事件到建构规则乃至于通则。这已经与传统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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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难道就是进步了吗？审慎地说，是的。我不认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断绝往来会有什么前途，这些学科可能研究地球上生命的演变，或从有记录以来，我们祖先的演化过程，或生态系统的功能与结构，乃至于动物群落和独特的智人（Homo sapiens）。我们全都同意这些研究不会、不能也不应该被排除出历史的范围，在过去几代中，这些历史性的研究已经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结得更为紧密，使得我们能够比兰克与阿克顿更能了解自己。这就是最广义的历史所能告诉我们的：智人如何及为何从旧石器时代演进到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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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处理人类的变迁这种基本的问题，或是在这不断变迁之中我们也不注意人类的活动，那么就等于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只知道处理琐碎的问题，只知道待在象牙塔中空想。我们可以发现，有人提出一些理由，认为历史学必须与其他学科脱钩，但我不认为他们的理由是充分的。他们把历史学家最该完成的任务推给了不是历史学家的人（他们其实知道谁最应该处理这些问题），明明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来处理这类问题，他们却以此来作为论证，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处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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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了，历史学家并不是只要处理这类问题就好。历史学并不是其他那些也研究历史的学科的附庸而已，如历史社会学或社会生物学。历史学是而且必须是独特的，这一点，那些历史反对派倒是说对了，而其理由是琐碎的。许多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读者对于群体中个人的命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这一点，动物生态学者就认为不值得浪费笔墨；历史学家的兴趣就恰好在于规则所要排除的那些微观的事件与情境。其实生物学家也可以像历史学家那样来处理动物的课题。小说《沃特希普荒原》（Watership Down）[19]描写兔子的方式（我认为作者一定有相当的动物学素养），与传统历史学家如古代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20]所写的《远征记》（Anabasis）如出一辙，但是还是有些许的不同。因为不管我们认为格莱斯顿（Gladstone）与迪斯雷利（Disraeli）[21]之间的差异重不重要，我们没有办法把兔子描写成像他们两位的互动那样，除非把它们虚构成像人类一样能想、能说、能行动。除此之外，需要提醒社会生物学家的是，人类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动物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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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造自己的世界与自己的历史。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即“有意识的选择”），也不是说，只要了解人的意图就能够了解历史。事情绝非如此。不过，人类社会的转变的确是经由多种现象来表现的，而这些现象的背后确实有着人类的意向（让我们用一个最广义的词，那就是“文化”），人类的意向可以透过制度与实践来产生效果，而制度与实践却又带有人的目的在里头，如政府与政策。我们可以建立制度，也可以更改这些制度（能更改到什么程度，这是历史的大问题），而我们有语言，我们所表达的观念总是跟我们自己及我们的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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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实在不容忽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发展路线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从1945年以后，两国就基于不同的理念而实行了不同的制度与政策。我并不是说事情本该如此。历史决定论中的不可避免性所产生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截然不同，我并不打算在这个地方讨论；意识与文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这两个层次经常混在一起，以至于常有混淆并且难以辨认。我所要讲的是，历史所谈的不外乎是在人造的制度之中所存在着的意识、文化以及有目的的举措。如果我可以再补充一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最好的历史取向，因为它比较能察觉到人类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人类作为历史的客体时的被动性。除此之外，它之所以是最好的，还在于马克思（从这方面看，他也可以算得上是知识社会学的祖师）发展了一套理论，可以说明历史学家的理念是如何受到历史学家个人社会立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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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回到主题。历史学的确有进步，至少从过去三代人来看是如此，主要表现在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合流上，不过这个进展并不大，而且还带来了一些麻烦。首先，这个进展是借助必要的简化（simplification）而获得的，在简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股声浪要求要再度研究政治史这一门从史学革命以来就被冷落的学科。有一些新政治史的研究——如剑桥的历史学家，他们是相当谨慎的新保守派——回归到19世纪最落伍的梳理档案的形式：在爱尔兰自治危机时或在1931年时，谁写了什么给了在内阁的谁。不过，正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22]所言，“政治史逐渐在恢复元气，而其所运用的方法、精神与理论，正是当初逼迫它退隐的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特别是那些研究19世纪前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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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科学的惊人发展，除了让它在学院的位置更加稳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流也造就了学科的多元化与分裂化。我们有“新”经济史，也就是用目前的学院理论来研究过去，同样，我们有社会人类学、精神分析、结构人类学及其他的学科。另外还有伪学科，它可以帮助年轻的学者通过运用当下的流行思潮或说些别人从未说过的话，来获取美名。新奇变成了要在专业领域拥有市场的代名词，就好像在大众面前推销洗洁剂一样。我不是反对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借用技术及观念，也不是反对将社会科学最新的成果整合进历史学当中，因为这样做的确是有用而且有一定道理的。我所反对的是把历史货品放到一堆毫不相干的货柜里面。并没有所谓的经济史、社会史、人类史或精神分析史：历史就是历史，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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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现象更加强了这种碎片化的趋势：历史研究领域的大幅扩张，这大概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吧。我之前说过，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一种选取。我们现在已经比上一代还清楚，选取的过程通常是很狭隘的。我们简单提一下最近刚成为研究领域或学科分支的一些主题，像期刊与学社就是一例，学者参与其中就好像是印度洋岛国加入联合国一样，其他还有：家庭、女性、童年、死亡、性、仪式及符号象征（节日庆典与嘉年华会是最流行的）、饮食与烹饪、气候、犯罪、人类身体的特征与健康，更不用提大陆和其他周边地区，包括了之前未发掘出来的地理与社会主题。你们可以在主要的期刊上看到这类的文章，如马达加斯加的视觉空间，以及法国人眼球颜色分布的变化，还有长久以来被忽略的平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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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呈现出一种帝国气象或团结一心的气氛，这是件好事。套句流行的词，历史是“整体的”（total）[23]，即便目前选取的范围只能代表20世纪末历史学家的兴趣亦然。而且，就历史学已经如我所愿地取得社会科学的一般架构来看，这也是个可喜的发展。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主要的史学期刊已经开始变得像古董市场一样，所有的内容都来自过去，但是这些内容彼此却不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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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发展将会如何？我无法预测。一部分是因为（其他学科也一样）一旦我们所问的问题或所接受的模式有了变化，未来的发展就会不同，因此难以预测［“范式”（paradigms）[24]是可以用来形容这种状况的流行词汇］；另外则是因为历史学仍旧是门很不成熟的学科，学者对于哪些问题是基本，哪些问题是重点，仍然未建立共识（除了在比较专业的领域，不过这些领域也不见得好多少）；最后则是因为历史学家本身也要融入研究当中，这是非人文学科所不需要的。我不是一个过度怀疑的人，我并不认为历史学家写的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外表罩上了古代的衣服；不过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的确需要用当代的眼光来看历史。以下，我要提出三个未来可能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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