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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学应该重新研究人类的转变，这是重要的历史问题，而且时机也已经成熟。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人类从采集渔猎进展到现代工业社会，这整个过程竟只发生在世界的一隅，而非他处。只要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与核心性，那么不管是研究中世纪时期加冕仪式，还是研究冷战起源，他们都会在专业领域内对这个问题有所贡献。他们会理性地或至少在可用的范围内来延展他们的研究主题，而非随随便便地进行。可喜的是，这个问题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已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而且是由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提出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这是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下所能看到的比较正面的消息。现在看来，历史学要更有进展是可能的，甚至应该会继续进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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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种事物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个重要问题。我问的不是历史的变迁与转变如何产生，因为这个问题已经隐含在第一个问题中了。我指的是，人类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互动模式，如经济、政治、家庭与性关系、广义或狭义的文化，或是情感。19世纪时（这是我的专业领域），所有的问题都明显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有关，我们在分析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这一个重要事实。但是我们也该知道，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它的成功也是奠定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摧毁了也创造了一些事物，但是更常见的是，它对于既有的事物抱持着适应、吸收以及调整的态度。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譬如从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来看——就会发现，一个先于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为了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会采取适应与吸收资本主义的策略。而对于这种现象，简化的决定论与功能论（functionalism）[25]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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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在场不是历史学家的人士觉得无聊，我不会再举19世纪的例子，而只把问题的一个方面转移过来看现在。从1950年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空前巨大的年代，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种变迁是来自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大家也发现人与人彼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如果你喜欢这个术语的话，那么我可以说，人们组成了一个集合（syndrome）。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变的，还有农民数量急剧减少（除了亚非之外）、罗马天主教会的危机、摇滚乐的兴起、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西方传统婚姻与家庭类型的危机、前卫艺术的破产、科学开始对于宇宙的起源与发展感兴趣、清教徒工作伦理以及议会政府的衰微，以及伦敦《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不寻常地开始以整个版面来报道艺术，关于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它们到底跟社会的转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而这些新事物各自又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这些问题极为有趣、极为重要，却也极为困难。不过，历史学家要想试着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将会比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成就更大——他们应该要超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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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类问题比较接近传统历史学家的兴趣。历史经验、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形势的种种细节，到底重不重要？这包括了一些比较琐碎的问题，譬如个人或决策在历史的角色如何，我们可以问：“如果拿破仑赢了滑铁卢战役，历史是否将因此而改写？”或者也包括了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如19世纪的德国思想史与奥地利思想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同？或是，18世纪的英格兰思想史与苏格兰思想史何以有如此的差异？这些问题的耐人寻味，尤其表现在两组国家各自在语言、文化上都彼此相连，而观念却大相径庭上。还有一些问题则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如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他为某一个国家所提供的经济增长良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国家——例如，可以用于瑞典与奥地利的经济政策，不一定可以用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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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造成太多研究或方法论上的问题——虽然有时也会如此：特别是关于比较研究或反事实研究（counterfactual studies）的问题。历史学毕竟与其他具有历史意识的社会科学不同，因为历史学不能在假设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状况下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必须调查事物间的关系，而且必须将事物如实看待而非做变量上的控制。就从历史明显是独特而且是不重复的来说吧——如毛泽东逝世、列宁抵达芬兰车站的影响——就足以将历史与那些逸事趣闻区别开来，也足以分别历史和凡事必记的叙事体的不同。这种凡事必记的叙述跟小说一样奇妙，或犹有过之，或根本就是（我很抱歉我经常这么说）比小说无聊。已经有迹象显示，比较研究与反事实研究现在已经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不过我必须说，我们在运用这些研究方法上面还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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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下个结论吧。历史学在这个世纪已经有了进展，在背负了庞大包袱下，步履沉重而颠簸，然而却是扎扎实实地在往前走。“进步”已经可以恰当地用在历史这门学科上了，而我们也能对于世界上各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更深的理解，意即，那是一段客观而真实、繁复又矛盾，但绝非出于偶然的过程。我知道有人反对我的说法。历史总是隐含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因此它的内容总是引人质疑，特别是当新的历史发现对于当前的政治状态有不利的影响时，更是招来反对。德国学术界在1914年前后的状况就是如此。历史学若不抱着开放的胸襟，欢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批评的话，那么可能会被贬低为一门完全主观的学科，甚至不再是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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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有一块灰色地带，那就是历史学家的研究——甚至历史学家对于主题的选择——总是会受到历史学家个人意图的影响：这的确是历史学专业的问题。但是，这也说明历史学研究具有主体性。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愿意采取伟大而被遗忘的历史哲学家赫勒敦（见前言）的立场，他在600年前——1375到1381年间——写下了不起的《历史绪论》（Prolegomena to Univers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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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历史学从18世纪中叶开始被承认为一门学科，赫勒敦的计划就陆陆续续地实现了。而我也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当我回首这30年的研究、教学及写作的生涯时，我希望我也能说，我做出了一点儿贡献了。即便我没有做到，即便历史学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仍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经从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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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麦克斯韦（1831~1879）：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物理学家。对于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的电磁理论做了延伸，并做了数学上的表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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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德尔（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他发现下一代的植物不受环境的影响，必定拥有上一代植物的某种特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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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18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与批评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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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20世纪英国著名的批评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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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兰·巴特（1915~1980）：法国社会与文学批评家，他在符号学上的成就引导结构主义成为20世纪的思想主流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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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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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素有“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客观历史写作之父”、“历史学的创建者”之称。然而，所谓的客观指的是兰克面对文献时所用的考证方法而言，至于兰克的历史理念则是赓续他幼时的家庭信仰，一种路德式的神学观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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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鉴学派：因一群学者以《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et Sociale）为其发表成果的刊物，因而得名。这个刊物前后共有四个名称，但因具有延续性，外人称以此刊物为中心而隐约形成的学者群为年鉴学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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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摩门教：1830年美国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创始的基督教派，正式名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原赞成一夫多妻制，中心地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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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阿克顿勋爵（1834~1902）：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上起文艺复兴，下至19世纪。他自信满满地认为，将不会有第二部《剑桥近代史》，因为他相信历史的研究已经到了最高峰，以后不需要再改写，这就是他所谓的“最后的”《剑桥近代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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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本书原来不是一本书，本来是塞勒（Sellar）跟叶特曼（Yeatman）在20世纪30年代以连载方式在《笨拙》（Punch，伦敦有名的幽默讽刺、有插图的周刊，创刊于1841年）周刊发表。内容主要是从英国历史的原点——公元前55年开始，一直到1918年。文中讽刺地说，历史并不是用来思考的，是用来背的，因此将一连串地名、人名做有趣的联系，并讽刺民族主义，文中甚至还嘲弄了一下最高分的历史卷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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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卡尔·兰普勒希特（1856~1915）：德国历史学家。反对叙述性的政治史，主张寻找历史发展的通则，并将领域由政治史扩展到文化史、经济史及思想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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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格奥尔格·冯·贝娄：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兰普勒希特代表了西方实证主义对德国唯心论/观念论的攻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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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格丁根：德国中部城市，为德国现代史学的发源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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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与马克思及韦伯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宗师。涂尔干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产模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亲族与地缘走出来，变成由分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社会连带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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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国神学家。从神学、哲学与文化的角度看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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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施特拉斯堡：法国阿尔萨斯省下莱因首府，位于德法边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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