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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魏玛时代：始于1918年德意志皇帝退位或1919年制定《魏玛宪法》，直到1933年希特勒夺权为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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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沃特希普荒原》：书名的意思是个地名，它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伯克郡（Berkshire），因而又名“下伯克郡”（Berkshire Down）。这本书被选录进英国高中英文课程，内容描述伯克郡由于人类的垦伐，使得当地的兔子不得不离乡背景去寻觅新的住所以及新的同伴，途中免不了惊险，但都化险为夷。作者是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他本人就住在伯克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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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色诺芬（约前430~前355）：古希腊将军与历史学家。《远征记》一书是描写色诺芬参加佣兵团去帮助波斯王居鲁士（Cyrus）谋叛其亲兄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王的行动，后来失败，色诺芬返国的种种经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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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格莱斯顿与迪斯雷利：迪斯雷利（1804~1881），保守党人，于1868年及1874至188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格莱斯顿（1809~1898），自由党人，于1868至1874年，1880至1886年间担任英国首相。两人20年间各自率领保守党与自由党，争夺选票以主持政府，并交替担任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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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雅克·勒高夫（1924~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一员，专攻中世纪历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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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整体的”：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所习用的词，后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也援用此一术语，也就是结合了地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分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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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范式”一词乃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所创。库恩，美国物理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库恩指出，科学并不是一门连续的、累积的知识，相反，科学的发展是一连串有间隔的人类思想的暴力革命。一个传统被粉碎，再另立一个新传统，譬如，托勒密所建立的地球中心说，为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说所打破。彼此间并不是知识的累积，而是两个知识系统的对立，亦即两个范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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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功能论：功能论认为，社会中存在的各个制度及各个行为模式都是彼此依存的，意即，各有其功能而能彼此协同合作，使社会运作顺畅。批评者认为，此说忽略了社会中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因而才有所谓的调适与改变，而这种缺点，正显示其维护现状的保守倾向。这种理论始于涂尔干，而后由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7）发扬光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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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6章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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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曾引起一些讨论的论文，原本是为1970年在罗马举行的“当代史学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会议撰写的，主办方是《代达罗斯》（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期刊。本文收录进《代达罗斯》以及由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和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R.Graubard）合编的《当代史学研究》（纽约，1972年），作为第一章。自从1970年本文发表之后，社会史又有了不少进展，因此本文现在已经变成了历史。尤其当我发现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及妇女史之时，我不能不觉得羞赧。妇女史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研究，而我本人以及其他在社会史研究上颇为杰出的学者（全是男性），居然没察觉到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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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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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这个概念很难定义，直到最近也看不出有定义的必要，这是因为学术机构对这个领域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并且把它区隔在其研究领域之外。一般说来，社会史是一直到最近才流行起来的（至少名字是如此），在此之前，社会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指涉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讲得稍微狭义一点儿的话，就是穷人的运动史（“社会运动”）。这个词甚至可以再更狭义一点儿，单指劳工史及社会主义观念及组织史。基于明显的原因，社会史跟社会抗争史及社会主义运动史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有一些社会历史学家之所以受这个主题吸引，就是因为他们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因而对这方面有着深厚的感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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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史过去被用来指涉某些作品，这些作品专门研究各种的人类活动，只是这些活动难以归类（除非你要用“习惯、风俗、日常生活”来形容），所以统称为社会史。这反映的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惯用语，也许正好反映了语言学的因素，因为英语缺乏恰当的词汇（就算有，字词的意义也太过于肤浅而表面化）来指涉德国人对于类似课题所给予的名称，如“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或“风俗史”（Sittengeschichte）。这一类的社会史虽然也有政治立场激进的学者会予以注意，但它毕竟与研究下层阶级的社会史不同——其实刚好相反。它对于所谓的社会史剩余观点（residual view）提供了不言而喻的基础，如特里威廉（G.M.Trevelyan）在《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1944）中表示的“被政治所遗漏的历史”。我想这不用多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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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的第三种意义是最普遍的，而且也最与我们的目的相符：“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这个领域的典型专业期刊的标题总是（我这么认为）把这两个名字扣在一起，如《社会与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 Wirtschaftsgeschichte）、《经济与社会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E.＆S.），或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S.）。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结合中，经济这半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关于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与各个主题的经济史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但社会史的研究仍无法与其等量齐观。不过事实上，经济与社会史的著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1939年之前，大家可以想到的著作并不多，作者都非常有名［皮朗（Pirenne）[2]、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3]、汤普森（J.W.Thompson）[4]，也许多普施（Dopsch）[5]也可以算进去］，单篇论文或期刊文献就更少了。无论如何，不管社会经济史是否代表历史学的一个专业领域还是更狭义地属于经济史的一部分，经济与社会这两个词习惯性的联用已经产生了某种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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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史显示人们渴望寻找一个新的历史取向，一种完全与古典兰克学派不同的取向。正如乔治·昂温（George Unwin）所认为的，这类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研究经济的演变，而研究的成果让他们发现到社会的结构与变迁，特别是阶级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6]即便是在最严谨而一丝不苟的经济历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的作品中，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得出社会的因素。克拉彭（J.H.Clapham）主张，经济史是所有历史领域中最基础的一环，因为它是社会的基础。[7]经济之所以在这个联合中对社会占尽了优势，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学理论不允许把经济孤立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要素之外，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德国历史学派都这么主张，一部分也是因为经济学一开始发展得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快。如果历史学必须被整合进社会科学之中的话，那么经济学绝对是首选。有人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主张（反对马克思），不管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是如何不可分割，若要进行关于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研究，其分析基础必为社会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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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著名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一度将《年鉴》副标题中的“经济”拿掉，而宣称它纯粹是社会的，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社会史的三个方面没有一个成为学院的专业领域。[8]不过，这种状况只是战争期间的暂时状态，之后这个伟大期刊以这个名称发行了1/4个世纪——《年鉴：经济，社会，文明》（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其内容也是如此，反映了其创建者原本具备的全球性且包罗万象的目标。在1950年之前，社会史方面的主题以及问题的讨论都还没有真正的发展。一直要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专门研究社会史的期刊才出现，但数量还是很少：我们也许可以将《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58）的创刊视为一个开始。因此，作为一个学术专业，社会史可以说是非常新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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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在过去20年间，为什么会快速发展及逐渐解放呢？这个问题可以从社会科学在技术与机构上的变迁来说明：经济史的专业化加上经济理论与分析的快速发展，“新经济史”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学在深度与广度上也有所进展，变成了一门流行的学科，历史学反过来变成它的辅助学科，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经济学中。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因素。许多历史学家（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前将自己定位在经济，因为他们有兴趣的问题不被正统历史学所鼓励或接受，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已经被快速发展的经济史给排挤掉了，于是只好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学家”，尤其是数学不好的人更会如此。这样的想法可能不适当，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气氛下，如果像托尼（R.H.Tawney）[9]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个年轻的研究者或没有担任经济史学会的会长，他应该会受到经济史学家的欢迎。这种学科上的重新划界以及专业上的改动没有办法解释什么，但也不能太低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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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的其实是社会科学在这段时期的历史化，如果用“后见之明”来看的话，这也是社会科学在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发展。由于这个演变跟本文的主旨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不多做解释，不过要留意的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为了政治与经济自由所做的革命与斗争的重要性，这个现象吸引了各国政府、国际及研究组织，最后还有社会科学家的目光，让他们开始注意到历史的转变。这些问题到本文的写作时间为止，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不过却只是边缘，至于历史学家则更是忽略这种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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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历史问题及概念（有时候是一些极为概括的概念，如“现代化”与“经济增长”）已经吸引了那些以往从不理会历史学的科目（还不到敌视的地步），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11]的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的逐步渗透，明显表现在经济学，这门一马当先的学科——经济学的假设虽然很繁复，但是跟烹饪书也没有两样，“把以下所列的材料的量都控制好，搅拌一下，放下去煮，然后结果就是起飞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已经了解到，经济的周边要素可以决定经济发展。简单地说，社会科学家现在已经不可能完全不理会社会的结构与转变，也就是社会的历史。这是一个奇妙的悖论，经济学家开始摸索寻找社会要素（或严格来讲不属于经济的要素），就在同时，经济历史学家吸取了15年前的经济学模式，尝试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极花脑力的工作者，让自己只记得一堆的方程式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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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有关社会史的简短介绍中，我们能获得些什么呢？我们很难从中得到关于社会史的本质与任务的适当指引，但是它可以解释社会史所容纳的领域为什么如此庞杂，也可以说明其他的社会科学是如何协助社会史建立其学术疆域。至少从中我们也得到一些暗示，其中至少有一点是值得马上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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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史演变的调查，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方面最优秀的研究者总是对于“社会史”这个词很不习惯。他们要不是——像那些对我们贡献良多的法国人——比较喜欢称自己为历史学家，或说自己的目标是“整体的”（“total”或“global”）历史：不然就是不让自己归类于任何一科，只是就自己研究所及，将所有用得上的社会科学都整合进历史里去。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2]、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3]都没有办法被归类为社会历史学家，但是如果从他们接受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14]的说法来看，即“历史不是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物的累积，它是与人类社会有关的科学”，那么他们倒也是自成一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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