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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内容是过去，如果从历史学不能改变既有的过去来看，那么历史学的确不是一门应用学科。我们充其量只能做一些反事实的思考，想想其他一些假设性的状况。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个连续体，历史学家所说的一切也应该具有预测未来的功能。其实我也希望如此。历史学家的技艺并不是完全不能做预测。但是，历史学家却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我们所做的事不外乎是不可变的过去而非理论上可变的未来，或者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从过去的事实推出一个众所皆知的现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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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真的需要把历史学再整合进经济学中吗？首先，有一些经济学家明显需要历史，“希望‘过去’能够提供答案，而这些答案，‘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大愿意给。”[11]有一段时间，马丁尼（Martini）谈话节目的主题一直围绕着英国的经济困境，将问题的源头一直追溯到19世纪，历史在这时候自然成为诊断及医治病症的良方。而最荒谬却又越来越普遍的是，经济史已经变成纯学院的科目，但恶名昭彰的伪学科“管理学”反而蒸蒸日上。长期以来——从美国的经济系来看，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系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在衰退，即便历史题材已经广泛受到重视也一样。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所占比例，已从20世纪前25年的13%，降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的3%。相反，经济增长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现在所占比例则有13%，其博士论文的数量最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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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经济学是一起成长的，因此这种状况有点儿奇怪。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与英国有关联，那并不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先驱。另外像荷兰，它在17、18世纪拥有领先地位，但却没有因此产生出杰出的经济理论家。苏格兰思想家之所以杰出，在于他们没有将经济孤立于社会（人参与其中）的历史变迁之外。亚当·斯密发现他们苏格兰人正从“封建体制”（也许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经历这一阶段的人）过渡到另一种社会。他们想要加快这个过程，避免有害的政治决定让这个“财富的自然进展”（Natural Progress of Opulence）停摆，甚至于转为“不自然的退化”（unnatural and retrograde order）。[12]有人可能会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弱肉强食的话，那么亚当·斯密则会认为封建制度才会造成弱肉强食。因此，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分开是一种错误，而要理解亚当·斯密《国富论》，就不能忽略他的道德哲学。同样，马克思的研究也整合了历史与经济分析，他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后一个大家。德国的经济学在整合的工作上差强人意。让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末叶，德国可能拥有比英法总和还要多的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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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分离并没有让经济学完全独立，一直要等到经济学发展出边际的概念才使其自成一派。19世纪80年代，德国曾有所谓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3]发其端，攻击当时德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即所谓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而在同时，我们也别忘记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的理论是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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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之争中，历史经济学派完败，终于消失无踪。马克思勉强存活下来，我们可以在新古典理论中看到对于马克思的种种批评，至于马克思本人虽仍被视为经济学家，但却被评价成一个犯了危险错误的经济学家。施莫勒（Schmoller）[14]及其他历史学派学者则被归类成业余经济学者，或被归类成“经济史学家”，剑桥的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15]也遭受相同的命运。我想，坎宁安大概就是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滥觞吧。英国经济学家，特别像马歇尔，不会像奥地利学派那样将历史与经验观察（empirical observation）——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区分得那么清楚。尽管如此，英国经济学还是把基础与视野减缩到一个程度，而导致整合困难，只能做一些琐碎部分的交流，意即将时间动态问题如经济成长与景气波动，与静态的总体经济区别开来。正如希克斯所指出的，马歇尔对于事实的渴望“实质上是短视的……因此他的经济学最多也只能处理厂商或‘产业’，没有能力处理整体经济，甚至也没有办法处理国民经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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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19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方法论之争现在已经没有人感兴趣：它其实就是演绎法与归纳法之间的争论。不过，我们可以做出三点评述。第一，在当时，所谓的胜利并不像我们现在回溯时所说的那样明确。德国与美国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因此就完全准备好要追随维也纳、剑桥与洛桑（Lausanne）[17]的领导。第二，赢的一方与现在不同，它不是以经济学的实用价值来作为基础。第三，基于“后见之明”，我们发现经济的成功与否，与经济理论家的思想是否杰出或有没有声望没什么关联，这一点与新古典学者群的评估有出入。说得明白一点儿，经济的命运如何，似乎跟有没有好经济学家没什么关系——因为在当时，经济学家意见的交流，还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容易与跨国际。德国从杜能（Thunen）[18]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名的经济学家，它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受害。1938年之前的奥地利，有许多优秀而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府也常向他们咨询，但奥地利的经济也不见得有多好，到了1945年之后，奥地利的经济学不如以往，但它的经济却也没有变差。好的经济理论，实用的价值并不是那么明显。我们无法同意门格尔的模拟（熊彼特晚年也同意他的说法），他认为纯粹的经济理论与应用的经济理论就好比生化学与生理学之于医学的外科与疗法。然而经济学家与医生不同，就算经济学家对于原则有共识，但在疗法上意见却常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如果那些不接受理论的从业人员在实务上仍然能够成功的话，那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两者间的关系就值得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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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已经提过，反对历史学派的新古典学派知道他们的理论与实际有落差，而且最诡异的是，新古典学派虽然反对马克思，但是他们的理论本身也不绝对导向市场价格。纯粹理论家无法否认，经验研究（即研究过去，历史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经济的内容，不论它是不是合于理论的命题。（的确，我们今天应该可以确定，从实际经济运作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理论模式的有效性并不比实证的经济思想高。）而从政治与经济运作的角度来看，纯理论的角色也是次要的。伯姆-巴维克（Böhm-Bawerk）[19]小心翼翼地将理论排除于方法的争论之外。他认为，“真正有争论的是方法”。“在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中，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历史—统计方法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会不假思索地宣布，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使用纯粹的抽象—演绎立法政策，对我以及他人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20]政府都应记得这句话。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中最有学者味但也最实际的人，他说得更明白。“我们的理论没有办法说明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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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熊彼特的措辞是激烈了些，以至于可能动摇了他自身的立场。纯理论的确有助于发展出实用的方面，只是在1914年之前，整个理论的发展却把这个方面去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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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后，经济理论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范围，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两派人马的不同，其实反映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以及主张政府干预的两种立场。美国的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22]不满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应该对企业进行社会控制，尤其是大企业，因此要求国家介入。德国历史学派给予美国制度主义不少灵感，他们相信有一只看得见而不隐藏的手——国家的手。这个意识形态或政治元素，在辩论中显露无遗。这种想法也引导着经济学的异端把凯恩斯之前的新古典主义当成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鼓吹者，这是个不恰当的观点，即便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但对于米塞斯（Mises）及哈耶克（Hayek）[23]的读者来说却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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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应该是，意识形态在争论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纯理论与历史站在逐渐加宽的鸿沟两边彼此敌视，一边忽略实务，另一边则忽略理论，但两方面却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两方（除了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普世而稳定的。纯理论家可能会认为实际运用是次要的，因为理论的设定就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政府想要有所作为——主要是财政与货币政策——那只会干扰市场机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们与企业或政府的关系，比较像影评人或电影理论家与制片人的关系。同时，企业与政府（在不需要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的状况下）也不需要理论，他们只需要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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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政府需要的，是信息与技术的专才，纯理论家对这方面没有兴趣也没有办法提供。德国的管理与行政部门对这方面人才的需要远超过英国。只要德国社会科学界能够充分提供这方面的人才，那么就算德国没有马歇尔、维克塞尔（Wicksell）[24]或瓦尔拉（Walras）这等大师出现也没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也许还不用烦心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或为任何经济问题负责，因为此际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化的现象。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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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是，历史学派以及制度主义的局限，一直要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受到公共部门的支配、管理与计划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虽然历史学派与制度主义是倾向于政府管制的，但是它们的思想工具却不足以承担这样的大任。我们看到在世界大战期间，管制经济的学说开始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归到1913年“常态”（normalcy）的呼声，让新古典理论暂时不用因应变局，但1929年后经济大萧条却使其不得不改弦易辙。新古典理论开始应用到决策上，此时，学者不得不开始试着以数字来表达，并且验证自己的概念，像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同时，重要的操作工具也出现了，有一些是从边际学派出现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总体经济学导出来的，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列昂季耶夫（Leontiev）[25]的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等于为1925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做了准备，其他则如数学提供了军事操作的研究，如线性规划。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冲击因此延迟了（这当中有着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因素），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运用上却也为非资本主义经济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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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理论在操作上可以这样延伸的话，便证明了1908年熊彼特的想法是错的，纯理论其实是可以与实务结合，而不能说与实务无关。然而，用医学的术语来说——如果这个老式的隐喻能用的话——它所制造的不是生理学家、病理学家或诊断师，而是检查身体的机器。除非我有重大的误认，否则经济理论的作用应该是增加选择的机会，发展了决定、运用及检验政策的技巧，但它本身不会产生积极的决策能力。当然有人会说我的讲法了无新意。经济理论总是能明白地指向某个特定的政策，我们难道不因此而怀疑——除了特殊的例子——答案早就在论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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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新古典理论产生了较其原先所想为佳的政策工具时，它的对手历史学派及制度主义却反而被它们原先所自豪的优点所拖累，意即由国家来做经济干预。此时，它们那旧式的实证主义以及理论的不足，刚好成为致命伤。这就是为什么施莫勒与华格纳（Wagner）[26]以及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27]虽然非常勤勉，但仍不免只成为历史的片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的贡献有两点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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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曾经提过，他们要求对经济及社会事实进行严谨而具体的研究，而这正是马歇尔所关注的。在1914年之前，德国人持续而正确地注视着英国人所没有兴趣的部分，即确实的经济数据，以及零散而片断的数据。事实上，当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处理同样一笔事实数据时，如舒尔策-杰佛尼兹（Schulze Gaevernitz）[28]及悉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29]处理英国制棉工业，德国研究的优越是毋庸置疑的。有时候，英国本土的研究实在不好，甚至于要引用德国对英国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1914年之前英国的经验研究多半是由非主流的经济学者来做的，像牛津大学，但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现在早就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大部分的学者最后都是从事公职［如卢埃林-史密斯（Hubert Llewellyn-Smith）到贸易部，还有贝弗里奇（Beveridge）］；或者是由制度主义色彩强烈的费边成员（Fabians）[30]来做，他们在方法论之争中支持历史学派，而伦敦经济学院的出现也正作为反马歇尔的中心基地。1914年之前，英国在经济研究上真正从事实调查入手的作品，乃是出于参加费边社的公职人员之手，他们在1907年做了英国首次的生产普查（Census of Production）。[31]相反，德国的社会政治学社（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32]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所写的论著甚多，但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美国制度主义者推动成立了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但德国社会政治学社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成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改善了不少，但是在战争间歇期，英国经济学家所在意的并不是怎么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实际经济数据，而是“暗示性的统计”。简言之，他们所争论的并不是克拉彭汇集的那些可见的经济资料，而是一些被忽视的信息，譬如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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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们对于纯理论的问题特别敏感，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变迁也比较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200年来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有人给它一些名称叫“帝国主义”（imperialism）、“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 capit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等等。至于是谁发现第一次转变的，主要还是非主流或后来走向边缘的经济学家：德国历史学派如舒尔策-杰佛尼兹或斯莫勒，费边社的霍布森，当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希法亭（Hilferding）[33]、卢森堡（Luxemburg）[34]及列宁。新古典理论在此反而没有任何建树。一向明智的熊彼特于1908年主张，纯理论对于帝国主义所能说的不过是陈词滥调或是不清楚的哲学思考。不过，等到轮到他自己来解释的时候，他的想法并不恰当，他认为，帝国主义的来源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前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余孽。马歇尔知道，有些人认为经济的集中化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且因此忧心托拉斯与垄断。但马歇尔至死都认为这不过是特例，他坚信自由贸易以及厂商能自由进入产业所带来的好处，但他也很实际，所以他不相信有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不过他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已与19世纪70年代之前有所差异。当《产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于1919年印行时，从当时的情况盱衡，要否认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已经不恰当了，德国与美国学界都已承认了，英国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不过，新古典理论的调整还是相当缓慢，一直要等到经济大萧条，他们才接受“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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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5年。要重回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局势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因此正统经济学家在分析新的经济局势时，最好不要还固守着旧观念。不过，连非主流中最强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愿意接受战后资本主义的欣欣向荣，他们面对这种状况，心里铁定比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及20世纪前10年的前辈难受多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因此居然是以发展抽象的理论开始，也许这是为了避免去接触他们周围的世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而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35]说明了他所谓的《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这种想法也隐含在他早期的作品《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及《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之中，主要是从大企业的跨国经营的角度来看，发现市场机制已经不能局限大企业。加尔布雷思的作品广受大众好评，但学界却很少注意。位于圣地亚哥（Santiago）[36]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其中的经济学家批评，由于比较成本的问题，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只能生产初级的产品，而不能获得完全的工业化。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个现象开始凑在一起——新马克思主义开始注意到跨国企业，认为跨国企业已经取代了以往的民族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真正在累积资本的主角。［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种说法反而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是否低估了国家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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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主流的经济学派已经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出现时，正统的经济学派似乎对此还不感兴趣。1972年，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37]——一个思想清楚而有力，但想象力略显缺乏的学者——预测世界经济将不断扩张及保持繁荣，直到20世纪末为止，除非爆发世界大战或是美国崩溃。很少有历史学家会那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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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一旦脱离了历史，经济学便成了无舵之舟；没有历史，经济学家不知要往何处去。但是，我并不是在暗示这些缺点可以单纯地用几张图表（意即稍微注意一下具体的经济事实及历史经验）就能解决。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准备好了。问题是，主流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找，或是要找什么。经济机制的研究，与社会及其他机制的研究相分离，后者为行为者的行为设下了条件，而行为者的行为也包含了社会及其他机制。这是很久以前剑桥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38]所提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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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主流经济学有相当的保留。就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39]所定义的经济学来看，经济学所研究的乃是选择的问题——萨缪尔森（Samuelson）[40]的教科书，学生的圣经，也如是说——而这种问题与实际的社会生产过程只会有偶然的关系，其实内容相当浅显，就像马歇尔（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定义）说的，“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经济学只是恰好接触到生产这个领域，其实它的原理原则还可以适用到别的领域。如果去除了事实，经济学势必变成米塞斯所说的“技术学”（praxiology），是一门科学，一门用来做程序设计的技术科学；或者，另外一种选择，一个形式模型，也就是在给定预算限制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人该如何行为，人在其中没有自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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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选择与科学无关。它只是让经济学家穿起了神学家的衣服。第一个是主要的贡献，也有实用的价值。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做的都不只如此。熊彼特不对经济学下定义，而只是“列举一下在实际教学上用得着的主要领域”，因为他觉得经济学“听起来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堆研究领域不规则的交错重叠。”[41]当福格尔称赞经济学是“经济模式的大图书馆”，计量经济学者可以从中提取之时，等于再度说出了经济学的弱点。[42]图书馆没有原则，只有独断的分类。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帝国主义”，内容涵盖了犯罪、婚姻、教育、自杀及环境等等，这就显示经济学已成了全方位的服务学科（service-discipline），已经不单纯是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或是活动的变迁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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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得不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有兴趣，不管是过去或现在。但这只是森岛（Morishima）[43]所说的双头马车方法论的其中一半。另一半则是静态模型，以一般化及高度简化的假定为基础，以数学方式推演。这两个方式如何才能合在一起呢？有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经济事实来导出模式，也就是从实际的生产投入而非效用（utilities）来推导，或甚至将经济区分成几个部门，各部门有其特定的社会与经济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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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自然比较欣赏具有历史性的模式（将经验事实予以一般化）。一个理论，如果能设定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部门是寡占的，而边缘部门则是完全竞争的，则这样的模式当然要比全部以完全竞争为假设的理论好。不过，我也想问我自己，这样的理论是否能回答未来的问题，一个历史学家总是关注而经济学家总是忽略的问题，因为未来的世界从事经济计划的机构可能不局限于国家，大企业也有可能。世界要怎么走？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根本不可能左右经济的走向，如此一来，经济的发展将会如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全球经济与跨国经济还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成功，因此，当时仍不认为未来会出现一个全球性的不可控制的自由市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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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两个植根于历史的经济发展视野，如马克思与熊彼特，两人都集中心力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经济机制，这个机制推动着资本主义也引导着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不讨论马克思的想法是否优于熊彼特，后者认为有两股力量——创新会让资本主义前进，而社会上所产生的效应将会终结资本主义——会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出资本主义之外。熊彼特眼中的资本主义融合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要素，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启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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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历史动态的研究取向，其好处不在于让我们做预测。人类以及真实世界的复杂，就在于当下，预测不过就是猜中与猜不中的无聊结果罢了。马克思与熊彼特都有偏见，都受了无知、欲望、恐惧以及价值判断的误导。但他们的取向的好处在于，他们都不采用线性思考。因为即便是一丁点儿的线性思考都会让我们付出重大代价。马克思只承认世俗都有一种自由竞争的倾向，但这倾向最终会造成经济集中，这一点意义深远。他也察觉全球经济增长不会是同质的或线性的，而会受比较成本的影响，这一点也发人深省。他也理解长期的经济周期对应着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与心理变化，就像康德拉捷夫波动一样，就算我们没有任何数据来解释这种现象，但这种说法却也打击了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主流经济学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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