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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分析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将经济转变的机制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考虑；从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来看事物的成败，这是一种历史的思维。工业革命之前的一段漫长历史，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重要，甚至于发展经济学也不关心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对历史学家来讲，重要的其实也是某段特定时期——历史学家还在争论转折点的确切时间点——也就是，全球各种经济体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纷纷被征服、渗透、纳入、修正、调整或最终被同化成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样子。［在社会主义经济倒台的此时，更戏剧化地证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数十年，原本号称要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还是没能实现。］这种明显的同质化过程，让社会科学家与意识形态宣传者把历史简化成大步走上“现代化”的模型，而经济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增长”。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屈服于这种诱惑。我们知道，全球经济的发展（更不用说只是某个特定地区的发展了），并不只是“增长”条件的聚集，然后满足了这些条件就能一飞冲天，就像罗斯托式[36]的马拉松一样，所有人都在同样的跑道上竞赛，有相同的终点线，只是起跑的时间与跑步的速度不同罢了。它也不只是依赖“正确的经济政策”而已，即那种无论何时都能正确应用的“正确的”经济理论，不过，其实对经济学家来说，并没有真正取得共识的理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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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经济史简化为单一方面的做法，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层面——或者说，其中质的不同以及内部结合方式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不应该被简化为增长率曲线。观察者固然可以从曲线图中看到系统的阶段发展，也可以发现在方法上已经较先前的研究者更为进步；另外也可以发现到在过去发展中有哪些时间点是历史的转折点，如1848年之后，1873年之后［以及从现在可以明显看出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而对经济学家、政治人物及商人来说，这些数据的确重要，但它却很难避免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只能看到过去，不能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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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那么对于资本主义，我们就应该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而不是用罗斯托那一套只是把“阶段”列出来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少不了马克思与熊彼特，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方向。而即便如商人，也需要了解未来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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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开始向经济学家求助，希望能得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分析，但是所得到的却是通则性的理性选择理论，至于历史学家真正想要的，就只能从经济学的非主流理论中求得。我不认为历史学家所需要的理论必须是可以用数学或数量来表达的公式。而就算我们真的开始要求所谓的恒等式，那也只不过是对于各种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一种近似值的表述而已。对于理论，我们只要求它要能对它所宣称的解释范围内提供一套连贯的解释，以及确实的证明。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经济学家在处理社会经济转变的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得到很多帮助，但还不够。这也许是因为如今经济学反而更强烈地感觉到历史能给它的贡献，这刚好与这个讲座刚成立时的状况有所不同，那时经济学广泛地运用在历史研究上，如今则不然。如果经济学家要重新涉入历史，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学习马克思、熊彼特及希克斯的精神，而不是走上计量史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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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克斯，《经济史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伦敦、牛津与纽约，1969），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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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货币学派（Monetarism）的代表人。著有《美国与英国的货币潮流：货币与收入、价格及利率的关系，1867年至1975年》（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ir Relation to Income,Prices,and Interest Rates,1867-197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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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须曼人：南非原住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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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详见福格尔与恩格尔曼所著《历史的交叉点》（Time on the Cross，伦敦，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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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莱维-勒博耶（M.Lévy-Leboyer），《新经济史》（La“New Economic History”），载于《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第24期（1969），第1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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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莫奇尔，《工业革命与新经济史》（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见莫奇尔所编的《工业革命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8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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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莫奇尔，《工业革命与新经济史》，第39~40页。这个问题在《编者导论：新经济史与工业革命》（Editor’s Introduction：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讨论得比较完整，见莫奇尔编《英国工业革命：一个经济视角》（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博尔德、旧金山与牛津，1993），第118~130页，尤其是第12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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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与哲学家。他曾说，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长得长一点儿，那么世界的面貌恐怕就要改变了。意思是说，如果埃及艳后没有那么美的话，也就不会造成恺撒与安东尼对她的迷恋，也许世界的历史将会有所不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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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于1937至1939任英国首相，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出卖捷克利益来换取和平，史称“绥靖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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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的世界》（Logic and Societ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奇切斯特与纽约，1978），第175~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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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的世界》（Logic and Societ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奇切斯特与纽约，1978），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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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巴尔的摩，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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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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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莫奇尔，《工业革命经济学》，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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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伊利（Ely），位于英格兰东部剑桥郡的一个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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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罗伯特·洛佩斯（1910~？）：英国经济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商业革命：950~1350》（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95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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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莫奇尔，《英国工业革命》，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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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Kuznets，1901~1985）：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国民所得会计之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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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莫奇尔，《工业革命经济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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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保罗·贝洛赫（1930~ ）：生于比利时，瑞士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著有《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since 190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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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贝洛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伦敦，1975），第19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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