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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党派意识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因为学院职位史无前例地扩张与分化，形成学科之外还有分支学科，并造成了学院的思考逐步向内。之所以如此，是有社会学上的原因，也跟学科本身的发展有关。而这两个因素让大部分的学院人士自足于自己的小领域中当专家，至于那些敢超越自己领域发声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鲁莽的，一种是心有定见的。随着时光流逝，各领域的人都不再有自信超越自己的领域来说话——因为他们只熟悉自己的工作——其他的领域自有其他的专家来照管，他们将知识与技术弄得深奥无比，让一般外行人无法接近。专业期刊、通讯与会议越来越多，每个领域中的论辩让此领域以外的人望而却步，没有长时间的准备与阅读，根本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进行讨论。令人疲乏的“文献”书目，只有正在写论文的人才会去接触，这更助长了学院的封闭性。1975年，有超过380篇的论文标题与“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有关，渐渐地一般人对于“社会运动、暴乱与抗议”等现象也就不敢贸然地发表看法，而这个领域现在也逐渐变成了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专业“领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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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专业上与技术上都不够格的入侵者被排除在外，那么学院内部的人反而会无法充分把握研究内容的真正意义。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30]曾举出一个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发展数学模型）的好例子。这些模型本来是要用来检验一个定义清楚的理论能不能用统计学来加以证明，但是理论与资料之间却出现有趣（这实在相当罕见）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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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从检验理论的工具，变成了展示理论的工具。它变成了叙述性的语言……好的经济理论要强过数据——至少经济学家是这么想的——因此，理论必须要加诸数据之上。本来是用来加重与理论有关的资料的重要性的技术，如今却得到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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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恒等式不可能在投资以及利率的移动中找到任何古典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关系，也就是说，计量经济学无法证明古典经济理论是对的。于是，计量经济学转而寻找另一种比较合理的做法，也就是从数学上强行把利率导出关系来。“恒等式无法测试理论，它们只描述在假设理论正确的状况下，世界该是什么样。”简言之，计量经济学冒着使经济理论发展迟滞的风险，逐渐地将自己孤立于真实世界的冲击之外。对理论进行反省（与繁复地发展理论不同）的动机因此越来越弱。[31]这种孤立并不引人注目，或者说是可被容忍的，因为有一群专家欣赏——事实上也这么做——这种越来越深奥的学术运作，而他们的同事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越堆越高，特别是从1960年之后尤其如此。就像大饭店中的贵宾一样，这个领域的专家可以一直待在研究大楼里研究；或者说，他们接触外在世界的方式是通过饭店。总而言之，如今在波士顿及其邻近地区工作的经济学家，其总数可能超过了英国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到凯恩斯《通论》两本书出版之间的经济学家的总和：他们整天都忙着读书以及批评彼此的作品。至于比较中庸，发展也没那么迅速的领域，经济史与社会史：英国皇家经济史学会的成员，于1960至1975年间增加了3倍。从1925年这个学会创立以来，有25%的论文集中出现于1969到1974年间；65%出现在1960至1974年间。[32]以1968年为基准，到当年为止共有43万篇数学论文，52.2万篇物理学论文，[33]至于经济与社会史只有2万篇文章，这当然不能算多。每个工作者都知道，这些文章中有许多并不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出现，而只是纯粹从另一本书中衍生出来的：他们也知道，经济史学家一辈子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待在这个设备、方法不断扩大、更新的大饭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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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况下，政治上的党派意识反而可以制衡这种往内看的趋势，或者是更正一些更极端的例子，譬如以担任注释者为满足，或以展现自己的才智为目的，或完全与外界孤立。但党派意识也有可能造成灾难，譬如一个足够大但又孤立于外界的领域，领域之内的人完全充满了党派意识。哲学与社会学这两个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呈现出一种过度的新经院哲学，这等于是对我们的一种有益的警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由外而内，为科学注入新观念、新问题与新挑战的机制。而党派意识正可担当一个有力的机制，而且可能是目前最有力的一个。没有了党派意识，则科学的发展将会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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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克劳斯（G.Klaus）与布尔（M.Buhr）的《党派意识》（Parteilichkeit），收入《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莱比锡，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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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原意不过是有组织的知识系统。在这个意义下，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也取得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知识强度，也就是它们都是“科学”的一环。但在英美两国，“科学”（science）一词则局限在自然科学，或至多是拥有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理论模式的学科，如社会科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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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须进行哲学论证，历史学家就可以知道关于过去的陈述为“真”或“假”，譬如“拿破仑生于1769年”或“法军赢了滑铁卢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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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维坦》（Leviathan），第11章：“我并不怀疑‘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和’这个说法，但是如果这个定理违逆了任何拥有统治权的人或违逆了这等人的利益时，那么只要这些人有能力，就会对这个定理予以压制，必要时烧光所有的几何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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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摩尔（J.A.Moore），《加州的创造论》（Creationism in California），收入《代达罗斯》（1974年夏），第173~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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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皮尔丹人，1912年在英国萨塞克斯（Sussex）郡皮尔丹发现的头盖骨，曾被认为是更新世时的古人类，1953年经鉴定为赝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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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日丹诺夫（Zhdanov）晚期反对专业期刊上对于技术与专业问题的讨论，而反倒支持布尔什维克期刊上的讨论。日丹诺夫，《论文学、哲学与音乐》（Sur la littérature，la philosophie et la musique，巴黎，1950），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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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尤其当正统的“科学政治”分裂成数个异端时，问题会变得格外棘手，如著名的托派运动（Trotskyist movement）。（托派运动是个反斯大林独裁的运动，其立场是自由主义左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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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两个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前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前东德）。德国于1945年后被分区占领，英美法占领区于1949年9月成立联邦德国，而苏联占领区也于1949年10月成立民主德国。一直到1990年10月3日午夜12时，两德才宣告统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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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里宁格勒：原名柯尼斯堡（Konigsberg），为康德故乡。原属德国东普鲁士，现为俄罗斯领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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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舍纳菲尔德与泰格尔是德国柏林四座机场中的两座，在1989年前，这两座分属东西德，因此才说行政程序上大不相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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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就是：“把科学化约为意识形态，再把意识形态化约成宣传伎俩，政治决定完全不用任何合理的解释。政策上的剧烈变动，都有着伪理论来加以支持，并且一切都要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符合。”廷帕拉诺（S.Timparano），《对唯物论的思考》（Considerations on Materialism），《新左派评论》，第85期（1974年5~6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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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让·饶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人，曾介入德雷福斯（Dreyfus）一案，后来成功整合法国两大社会主义政党，并担任党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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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两个国家都是虚构出来的王国。西尔达维亚位于今斯洛文尼亚的中部，而卢里坦尼亚位于今捷克西北部。两个国家都是未曾受过欧洲文明沾染的浪漫国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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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其孙即著有《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人，倡导进化论，著有《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赫胥黎之所以被称呼为“达尔文的斗犬”，在于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已近乎顽固，有如斗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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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伪学术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捷克人所相信的《王室手稿》（Königinhof manu-scripts）其实是伪造的，而威尔士人所相信的古代英雄莪相（Ossian）及德鲁伊教传说也是捏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产生于现代学术之前，用来召唤爱国主义。然而，捷克人总体来说并不感激马萨里克揭穿这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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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森科（1898~1976）：前苏联生物与农业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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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帕斯托（N.Pastore），《本性—培养论战》（The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纽约，1949）。顺带一提，皮尔逊早期显露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因此可以肯定他在政治上的立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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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布洛克（N.J.Block）与杰拉尔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合编的《智商论战》（The IQ Controversy，纽约，1976），以及梅达沃（P.B.Medawar）在《纽约书评》上对这本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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