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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阶级利益与阶级斗争”。大家会有个印象，觉得有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好像只读了《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第一页而已，并且只读了一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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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法则与历史必然性”。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确主张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具有系统性与必然性，并且从长期着眼来追寻通则，因而排除了偶然性。这使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贬低个人以及偶然性在历史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使其历史解释的方式逐渐倾向于以严谨的规律形式加诸数据之上，因而形成一种社会经济的接续模型，甚至造成机械性的决定论，让历史完全变成一摊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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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的主题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几乎完全专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业化，至于其他的主题则总是浮光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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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些主题的出现，不一定与马克思有关，倒是与为了贯彻马克思理论而形成的运动有关，譬如被压迫阶级（农民、工人）的起义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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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第二点，大家开始攻击传统史学的方法与局限，因为传统史学一直认为历史学家的动机与方法是完全客观的，为了真理而真理，并如实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呈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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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陈述中可以发现，其内容不仅带有一部分的马克思历史观，但糟糕的是（如考茨基），其中也吸收了不少非马克思的思想——如进化论与实证主义。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有些观点完全不是来自马克思，而仅仅是一些关心人民、工人阶级以及革命运动的历史学家，基于其个人的立场所发展出来的想法，其实根本不用马克思，他们也可以从社会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就考茨基早期讨论托马斯·莫尔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在主题的选择上并不一定必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其处理的方法却纯然是庸俗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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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从马克思主义中所汲取（或联结）的要素并不完全是独断的。第1到4项，以及第7项，所做的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短说明，代表了思想界的震撼，它摧毁了传统史学的堡垒，其效果还远大于真正的历史唯物论（繁复而没有那么简化），并且也将以往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黑暗角落重新照亮了，让历史学振奋了好一段时间。想一想，19世纪末时，那些社会学家与知识分子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冲击时，该有多么惊讶：“宗教改革真正的原因来自经济，三十年战争之所以会那么长也是因为经济，十字军的形成是因为土地不足，家庭的演变是因为经济，笛卡儿把动物看成机器是受了制造业系统的影响。”[12]至于我们这一代的人，一旦回想当初第一次接触历史唯物论的心情，也是充满了强烈的解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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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所造成的冲击，注定是要用这种简化的方式来展现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简化选取，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所做的简短评述，造成了广大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其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宗教正统的内容，在当时是个受人关注的问题。[13]至于马克思针对史学本身所做的讨论，譬如《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而在当时没人注意，一直到今天才有人提起，这可能是因为文中所提的阶级意识与农民问题，并不是当时学者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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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一般人一直认为的，历史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部分，然而实质上却是受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个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在少数国家盛行（一直到现在的联邦德国与美国），并且还有市场，其史学完全侧重在经济与社会面的讨论。我们必须再强调一次，这个思想潮流虽然的确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其实跟马克思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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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所造成的冲击，还是在于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就是说，社会由不同的“层次”所组成，各层彼此互动。至于马克思本人对于各阶层（hierarchy）的排定以及各层如何互动的看法（就他自己所提供的来看）[14]，则不一定可取。不过，他的说法还是广受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采纳。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包括对阶级冲突的角色，社会经济模型上的接续性，以及各期在转折时所形成的机制——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惹起不少争议。争论是有必要的，适时引进证明的方法也是对的。马克思有一些想法的确是错的，因为他所用的证据是错的而且不充分，譬如说东方社会这个研究领域，马克思对此虽然很有洞察力，可惜做了错误的假定，提出了内在稳定性之类的错误观念。不过，本文的重点还是要强调马克思对于历史学的价值何在，而不是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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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以及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将历史学成功转型为社会科学上面，虽然其间所遭遇的抵抗不小，但到了20世纪，历史学归属于社会科学终成定局。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上。实证主义是一种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带入社会科学的尝试，它试图将人的因素去除，务使其成为“非人”（non-human）的研究。这意味着把社会当作人际关系的系统，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个系统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与再生产。这也意味着要把这个系统当成一个能自我维持的个体，并且研究这个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关系——“非人”与人——以及个体的内部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社会进行结构—功能分析的理论，它在很多方面与其他的理论不同。首先，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现象有阶层性（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次，认为任何社会内部都存有紧张（“矛盾”），让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遭到破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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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特质能够彰显的领域还是在历史学，只有历史学才给予它这样一个空间来解释——不像其他的社会结构—功能模式——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转变：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进化的事实。[16]马克思的优点，就在于他同时考虑了社会结构的存在以及历史性，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内在的动态变化。在今日，社会系统的静态分析已经广泛地使用了，但是一直缺乏历史的动态分析，马克思对于历史的强调，在此时刚好可以补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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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形成对今日社会科学的批判，以下分两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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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于支配当今社会科学（尤其是在美国）的机制提出批判，这个机械性的模式从科学的进展以及研究社会变迁的方法论中获取力量，然而，它却缺乏社会革命的可能。有人可能会说，在一个资金与技术不虞匮乏的研究环境，这种研究方式可说是相当适当，所以富国可以大量使用这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理论与研究法。这种理论在本质上是在“解决问题”。理论上，它们相当原始，也许比19世纪的理论还要粗糙。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要不是心里这样想，不然就是实际上已经不将历史进程看成单一的变化，也就是从“传统”到“现代”或“工业”社会；“现在”是以先进工业国（或甚至是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为标准来判定的，至于“传统”就是缺乏“现代性”。在操作的时候，会把大步进展区分为几个小步，比如说罗斯托的几个经济成长分期就是一例。这些模型把历史的复杂性给剔除掉了，只选出它所认为重要的小时段，而就算如此，它所分出来的小时段里头的历史内容也是极度简化的。社会科学的势力与声望，迫使着历史学家开始运用这些模式来制订历史研究计划。很明显，这些模型并不能恰当地表述历史变迁，而此时用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来提醒自己的确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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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结构—功能理论的批判，这种理论相当复杂，而它所产生的惰性也更强，更不容易接受历史的思考方式。这种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所影响的范围内蔓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从19世纪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经常与其结合）中解放的方法，不过这同时也会将马克思所带有的“进步观”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批判？[17]马克思本人当然不会这样做：他把《资本论》第二册献给达尔文，也应该不会反对恩格斯为他写的墓志铭，恩格斯在文中赞扬马克思找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法则，正如同达尔文在有机体中找到了进化的法则一样。（马克思绝不会想把进步与进化分离，也绝不会责怪达尔文将这两者合并在一起因而造成的反效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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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基本问题，乃在于要去发现各种人类社会群体分化的机制，以及为什么社会会转变成另一种社会，或是想转变却无法成功。从某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或者一般人都会这样想，人控制自然的过程，本来就是一种单一方向的改变，或者说就是一种进步，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只要我们不要把这种社会发展的机制与生物进化的过程视为相同或看成类似的话，那么使用“进化”这个词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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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证当然不只是字面上的而已。它隐藏了两种反对意见：对于不同社会所做的价值判断，或者换句话说，把各种社会排出阶层顺序是否有其可能，另外则是与变迁的机制有关。结构—功能论不敢明目张胆地为各种社会排出“高”与“低”的阶层顺序，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人类学在社会进化论的设定下所主张的，“文明的”统治“野蛮的”的说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动能论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阶层顺序。因纽特人为了解决问题所组成的社会团体，[19]其运作之成功不亚于阿拉斯加的白人居民，甚至还更好。从某些条件与设定来看，巫术的思考方式在处理问题上与科学思考方式一样具有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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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是有效的，虽然说结果不一定对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有所帮助，因为他们想要解释的不是系统的特定内容，而是整个结构的问题。[20]而且它也与进化的问题没有关系。人类社会如果要永续长存，就必须能成功经营，功能要能适当发挥，如若不然，就有灭绝的可能，如沙克尔斯（Shakers）所说的，系统本身不能繁衍而又不能从外在引进新事物。如果我们比较两个系统时，只从其内在组成来看，并没有什么意义，重点是要看它们与外在的关系如何，如此才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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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对意见比较基本。大部分结构—功能分析都是同时性的，而且分析越是精巧则其静态性就越强，我们应该引入一点儿动态分析才对。[21]这个想法在结构主义者当中引发了论战。大家都同意，一个分析模式，恐怕是不能同时兼具静态与动态两种模式，但这并不是说，兼具两种模式是不对的，像马克思本人在延伸的再生产的分析上就做到这一点，而历史研究也的确特别有助于这两种模式的合并进行。有些结构主义者干脆不谈变迁的问题，而直接把这个问题丢给历史学者，或者如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个问题与其无关。不过，变迁既然是事实，那么结构主义者就不能不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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