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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响应这些问题，人们可能走上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走上反对进化式变迁的道路。我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或阿尔都塞（Althusser）］[22]似乎是属于后者。对他而言，历史变迁似乎只是排列组合而已（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就像遗传学中的基因组合一样），如果时间够长的话，所有的组合应该都至少会出现一次。[23]历史过程就好像下棋一样，从开始到最后有着不同的组合。但是，排序的不同是不是就会让过程有所不同呢？这个理论对此并没有提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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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问题却是历史进化需要讨论的部分。马克思的确预见到阿尔者塞所强调的“形式”组合、再组合的过程，而阿尔都塞也因为这种观点，而成为一个未定型（avant la lettre）的结构主义者；或者说，成为一个可以让列维-斯特劳斯（他自己也承认）借用概念的人。[24]马克思的这个方面相当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但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完全忽略了这个部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有趣的是，这些例外集中在斯大林时代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知道，针对这些要素及其彼此间如何结合来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像遗传学那样）对进化理论做恰当的运用，让我们搞清楚什么样的状况在理论上是可能发生的，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时，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分析——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也可以对社会“层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之间的互动做更明确的界定。[25]这种分析不能做的，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的英国与新石器时代的英国是如此不同，或者社会经济各种组成形式间的接续过程，或者各形式转变的机制，或者马克思为什么毕生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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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区别马克思主义与结构—功能分析的不同：在层次模型中，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主要成分，系统之中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会产生阶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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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为什么历史有方向，就一定要提阶层。整个历史（虽然不是每个地区或每个时代）之所以是“有方向且不可逆的”（再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是因为人类不断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不断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如果阶层不是起源自社会生产关系的话，人类历史就不会有这种特质。除此之外，由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与进展和生产力（例如新的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变迁有关，那么社会经济系统的接续必定是秩序井然的。［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一张如《政治经济学的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导言所说的顺序表，有着编年史般整齐的顺序，马克思对此是全然不信。同样，也不是说人类历史有一个单一的普世的线性进化。不过，某些社会现象的确具有顺序，譬如一个具有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经济体，其存在必以城市、乡村已经发展出来为前提。］同样的道理，系统的接续，不能光看一个方面，如光看技术方面（低技术必在高技术之前）或光看经济方面［货币经济（Geldwirtschaft）必在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之后］，而须观照整个社会系统。[26]因为马克思历史思想的核心，就在于要将“社会的”与“经济的”要素同时处理。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粗略地讲，就是社会组织），以及物质的生产力，两者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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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矛盾就给予了变迁的动力，于是促成了发展。（若没有内在矛盾，则只能产生循环的波动，一个不断不稳定与再稳定的过程：而变迁当然有可能由外而生，譬如通过与其他社会接触来产生冲突。）这个内在冲突的说法，不应该被视为“功能失常”（dysfunctional），除非我们认为稳定与恒常是常态，而变迁则是例外，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变迁是常态（如一些庸俗的社会科学），则又太天真了些。[27]社会人类学家现在已经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一个只能分析静态系统的结构模型并不恰当。一个模型应该同时反映稳定的与断裂的要素。而这正是马克思模式的根本依据，而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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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元（辩证）模式很难建立并且运用，因为在实际上，很多人会由于立场或条件的影响，而采取不同的操作方式，要不是变成稳定功能论的模型，就是成为革命变迁式的模型，然而其实两者是应该合一的。内在紧张有时也会被重新加以界定，变成一种自我稳定的模型，内在紧张能化解就稳定，不能化解就产生冲突与矛盾。阶级冲突可以通过某种“安全阀”来加以调节，如同前工业时代都市无产阶级的暴乱一样，这种状况会定期发生，变成一种“反叛仪式”［rituals of rebellion，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28]所创的颇具启发性的词］，但有时则无法如此。国家会在制度与价值所构成的稳定架构内（存在于社会本身之上或之外，如国王作为一种“正义的泉源”），对阶级冲突予以控制，使之返回正轨，否则社会可能被内在的紧张撕裂成两半。马克思曾在《家庭的源起》（Origin of the Family）中详细阐述国家的起源与功能。[29]有时候，国家也会失去功能——只要臣民开始不信任——以及合法性，而变成“富人谋求自身利益的把戏”——用莫尔的说法——贫民困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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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说法会将这种模型的矛盾本质加以误导来模糊话题，将社会现象区分成受到调节的稳定现象，以及颠覆现象：把能够整合进封建社会的，称为“商业资本”；不能够整合的，称为“工业资产阶级”；把社会运动区分成“改革派”与“革命派”。虽然存在着这种区分的现象，但仍无法掩饰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对马克思而言，并不排除内在矛盾可能是一种阶级冲突的可能），[30]而随着状况的不同，相同的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功能——本来想恢复旧日的阶级秩序（譬如农民运动），却变成社会革命；本来想革命，却反过来维持现状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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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困难，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包括动物生态学家，特别是人口动态学以及动物社会行为学的学生）已经开始建构一个以紧张或冲突为基础的均衡模型，而这么做的结果，使他们较以往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并且远离了把秩序置于变迁之前而且强调社会生活中的整合与规范要素的旧社会学模型。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文章中的模型并不清晰，需要再进行加工与发展，而其中所残留的19世纪实证主义的痕迹（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色彩比马克思还浓）也必须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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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解决各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模型，其本质以及接续是什么的问题，以及这些模型内部发展和互动的机制是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马克思[32]以来就热烈讨论的领域，而不仅是从过去这几十年来才开始的，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已较马克思当时大有斩获。[33]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马克思通论性的研究与视野所显现的聪敏与渊博，不过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的疏失，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过，这些主题即便是用最粗糙的形式也无法简单说明，除非是用具体的历史知识来看才行，因此在现在这个座谈会中是无法讨论了。尽管无法讨论，我只能说我相信马克思的取向仍是唯一能让我们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方法，也是讨论现代的一个最好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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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对于历史所呈现最成熟的思考成果——也就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完成于1857到1858年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公开，但马克思的成就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此外，随着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运用的式微，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步上正轨。[34]其实，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批判单一而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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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否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他们的贡献如今已有了新的意义，因为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有了改变。在恩格斯去世后50年，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功能是把历史学往社会科学方向推（但不是走向实证主义的过度简化），而现在反过来，社会科学正在快速地历史化。由于缺乏学院派历史学的协助，社会科学逐渐在自我拼凑——使用它们自己特有的程序来研究过去，而带有一种技术上的烦琐，而其所依据的历史变迁模型则在某种程度上比19世纪所建立的模型还粗糙。[35]在此，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就显得特别有价值，不过具有历史眼光的社会科学显然已经不会如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那样，认为马克思的坚持（须兼顾历史中的经济与社会要素）很重要，相反，社会科学家看重马克思的部分，对于那些马克思之后的历史学家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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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否已经解释了在今日某些具有历史倾向的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观念所具有的崇高地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36]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或者是受马克思主义学派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他们目前所拥有不寻常的崇高地位，有绝大部分是因为过去10年来知识分子与学生的激进化、第三世界的革命、已经偏离正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崩溃，以及很简单的理由，世代交替。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大量书籍以及在大学里担任教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30与40年代还是相当激进的学生，而此时已达到他们事业的巅峰。当我们庆祝马克思诞生150周年以及《资本论》100周年之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我们得为自己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为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界的重大影响力，以及有许多历史学家受到马克思的启发，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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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1908~1987）：意大利古典学者、历史学家。著有《现代史学史的古典基础》（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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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米利亚诺，《兰克之后百年》（One Hundred Years af ter Ranke），收入《史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伦敦，196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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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伦敦，1910），“历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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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罗马，1936），“历史学”（Storiografia）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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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上，1950年之后，防守方得冷战之助，得以暂时保住学院中的教席，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攻击方似乎还忙于巩固其意外得到的大学教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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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及社会学家。他将进化论运用在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上，遂形成了他所谓的“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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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以实证主义的取向写成了《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他攻击神学取向的历史解释，态度之激进，甚至比达尔文（当时的教士称其为英国最危险的人）树立了更多的敌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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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思想家，跟随孔德以实证主义来研究艺术。他认为艺术家的创造活动包含四个要素：种族、环境、时间以及个别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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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现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in Modern France，伦敦，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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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泰晤士文学增刊》，1968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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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德国学者。著有《唯物史观批判》（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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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博纳（J.Bonar），《哲学与政治经济学》（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伦敦，1893），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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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就是这段评述，让马克思主义对于正统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主题后来由松巴特、韦伯与特勒尔奇加以引申发扬。而这个主题至今仍颇有讨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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