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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解决各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模型，其本质以及接续是什么的问题，以及这些模型内部发展和互动的机制是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马克思[32]以来就热烈讨论的领域，而不仅是从过去这几十年来才开始的，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已较马克思当时大有斩获。[33]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马克思通论性的研究与视野所显现的聪敏与渊博，不过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的疏失，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过，这些主题即便是用最粗糙的形式也无法简单说明，除非是用具体的历史知识来看才行，因此在现在这个座谈会中是无法讨论了。尽管无法讨论，我只能说我相信马克思的取向仍是唯一能让我们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方法，也是讨论现代的一个最好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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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对于历史所呈现最成熟的思考成果——也就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完成于1857到1858年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公开，但马克思的成就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此外，随着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运用的式微，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步上正轨。[34]其实，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批判单一而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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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否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他们的贡献如今已有了新的意义，因为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有了改变。在恩格斯去世后50年，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功能是把历史学往社会科学方向推（但不是走向实证主义的过度简化），而现在反过来，社会科学正在快速地历史化。由于缺乏学院派历史学的协助，社会科学逐渐在自我拼凑——使用它们自己特有的程序来研究过去，而带有一种技术上的烦琐，而其所依据的历史变迁模型则在某种程度上比19世纪所建立的模型还粗糙。[35]在此，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就显得特别有价值，不过具有历史眼光的社会科学显然已经不会如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那样，认为马克思的坚持（须兼顾历史中的经济与社会要素）很重要，相反，社会科学家看重马克思的部分，对于那些马克思之后的历史学家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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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否已经解释了在今日某些具有历史倾向的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观念所具有的崇高地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36]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或者是受马克思主义学派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他们目前所拥有不寻常的崇高地位，有绝大部分是因为过去10年来知识分子与学生的激进化、第三世界的革命、已经偏离正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崩溃，以及很简单的理由，世代交替。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大量书籍以及在大学里担任教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30与40年代还是相当激进的学生，而此时已达到他们事业的巅峰。当我们庆祝马克思诞生150周年以及《资本论》100周年之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我们得为自己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为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界的重大影响力，以及有许多历史学家受到马克思的启发，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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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1908~1987）：意大利古典学者、历史学家。著有《现代史学史的古典基础》（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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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米利亚诺，《兰克之后百年》（One Hundred Years af ter Ranke），收入《史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伦敦，196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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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伦敦，1910），“历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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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罗马，1936），“历史学”（Storiografia）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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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上，1950年之后，防守方得冷战之助，得以暂时保住学院中的教席，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攻击方似乎还忙于巩固其意外得到的大学教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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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及社会学家。他将进化论运用在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上，遂形成了他所谓的“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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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以实证主义的取向写成了《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他攻击神学取向的历史解释，态度之激进，甚至比达尔文（当时的教士称其为英国最危险的人）树立了更多的敌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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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思想家，跟随孔德以实证主义来研究艺术。他认为艺术家的创造活动包含四个要素：种族、环境、时间以及个别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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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现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in Modern France，伦敦，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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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泰晤士文学增刊》，1968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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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德国学者。著有《唯物史观批判》（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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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博纳（J.Bonar），《哲学与政治经济学》（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伦敦，1893），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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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就是这段评述，让马克思主义对于正统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主题后来由松巴特、韦伯与特勒尔奇加以引申发扬。而这个主题至今仍颇有讨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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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们必须同意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的说明太简略，远不如他对下层建筑的讨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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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经济基础”指的不只是技术或是经济而已，而是“诸种生产关系的整体”。粗略说来，它指的是一个个能达成某种水平的物质生产力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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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用“进化”这个词，并不是说社会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有任何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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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之所以要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进化”观点，这有着历史因素，如反对考茨基的教条（这也是一种政治考虑），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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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于1866年8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ollected Works），第42册（伦敦，1987），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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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列维-斯特劳斯曾提过“宗族系统”（或其他的社会机制）是一个“协同合作的整体，其功能在于确保社会团体能够永久维系”：收于索尔·塔克斯（Sol Tax）编，《今日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1962），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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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虽然功能分析有时也能做出相当活泼的研究，但是局限还是在，这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去解释原本存在于甲系统的要素，为什么也能存在于乙系统。”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收入格罗斯（L.Gross）编，《社会理论研讨会》（Symposium on Social Theory，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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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宗族模式的时候曾说：“如果没有外在的因素影响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就会无限地运作下去，社会结构也会呈现出静态。不过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所以应该建立一种理论模式来说明新因素的引进对结构所产生的历时性改变。”收于塔克斯编，《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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