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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哲学家，青年时期为活跃的天主教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军俘虏，送入集中营。于1948年加入共产党，著有《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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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但是，很清楚，这个‘结合’概念的理论性质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是以这种‘结合’原则推演变化而来的。”参见阿尔都塞，《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第2册（巴黎，1965），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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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巴斯蒂德（R.Bastide）编，《社会与人文科学中结构一词的意义与用法》（Sens et usage du terme structur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巴黎，1962），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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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生产关系是以法律—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上层建筑为什么必然是‘特殊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些生产关系并不要求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只要求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无阶级社会）。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考察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不仅要求或不要求某种形式的上层建筑，而且还决定着社会整体的某一层次的‘作用程度’。”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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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由各种元素做不同组合所构成的不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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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变迁指的就是“冲突”，若就我们所关注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系统来看，则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在价值系统、角色及其他方面，有冲突的形式的确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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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马克斯·格卢克曼（1911~1975）：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著有《部落社会中的政治、法律与仪式》（Politics,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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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国家是不是唯一一种能控制内在紧张的机构，不得而知。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Gramsci）对此讨论甚多，本文在此不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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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利希特海姆［《马克思主义》（Marxism），伦敦，1961，第152页］正确指出了马克思在分析古罗马社会的崩解时，其实是把阶级的对立放在次要的位置。至于那些认为“奴隶起义”乃是主要原因的说法，并不合于马克思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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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如沃斯利（Worsley）所言：“系统内部的变化，要不是累积起来造成结构性的改变，就是痛痛快快地一次搞定。”收录于《现代英国社会人类学中有关暴动与革命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25卷第1期（1961），第37页。社会关系中的仪式现象，是缓解紧张的一种符号，如果不这样，必会造成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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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有关东方研究的各种讨论文章，起初马克思对此不过是寥寥数语，而其中最重要的几句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一直要到15年前才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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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例如在史前史，柴尔德晚期的作品也许是英语国家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历史研究中最富原创性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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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如，比较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博士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Capitalism and Slavery，伦敦，1964）及吉诺维斯教授的作品。前者是价值非凡的先驱，后者则处理美国奴隶社会与奴隶制度废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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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尤其在研究某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以及政治学与社会学在研究“现代化”理论时，特别会出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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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关于前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冲击的讨论，以及在现代社会运动与革命发生之前的历史，都是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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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1章 马克思与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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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讲稿发表于1983年由圣马力诺共和国（Republic of San Marino）举办的马克思百年研讨会，后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143期（1984年2月），第3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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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要讨论马克思死后百年，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所产生的主题与问题。这不只是一个仪式性的百年庆典而已，而是另一个起点，提醒我们马克思在历史学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对此，我将分三点说明。第一点是自传性质的。20世纪30年代，我还在剑桥念书，当时最杰出的青年男女有许多都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也是剑桥最辉煌的时代，学生们都受到大师的深刻影响。在年轻的共产党员中，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共产主义的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学派的[1]，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学派的，共产主义的文学家则是利维斯（F.R.Leavis）[2]的门徒。历史学家呢？他们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剑桥或其他大学并没有什么有名的历史学家——而我们的确听过一些大师的名字，如布洛赫——他是唯一能跟马克思并驾齐驱的人，是巨擘也是灵感的来源。第二点说明也有点儿类似。30年后，在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希克斯爵士出版了他的《经济史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其中写道：“大部分想要写通史的人还是会选择马克思的理论，或是一些调整的版本，因为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供运用。《资本论》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失为一本杰出的理论巨著。”[3]第三个说明出自布罗代尔的大作《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书名本身与马克思产生了联系。在这本书中，马克思的名字屡次被提及，次数远高于其他法国学者。在法国这样自信的国家里，能如此赞许马克思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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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历史写作的影响，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发展。虽然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也都与历史分不开，但马克思却从未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写历史。而从这个地方来看，恩格斯反而比较像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许多作品，很多都能称得上是我们图书馆里收藏的“历史”。马克思当然也研读历史，甚至还很博学。他只有一本著作标题是带有“历史”的，这本书是反沙皇文章的结集，即《18世纪秘密外交史》（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而这本书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没价值的一本。我们所谓马克思的历史作品，其内容不外乎是对时政的分析以及新闻评论，再结合一点儿历史背景。他对时政的分析，如《法国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都是非凡之作。他有许多新闻评论（虽然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不乏珍贵的分析——人们会想到评论印度的文章——这些都是马克思将他的方法运用在具体历史以及当时具体情境（现在也已成为历史）的最好例证。不过马克思从未像现在的历史学家一样，把过去当成一个主题在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包含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历史解释以及与历史学家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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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历史作品因此被归入他的理论及政治作品当中。其内容所涵盖的历史发展是长期的，往往包括了人类整个发展过程。这些作品因此应该同时与马克思其他针对短期及特殊问题或具体历史事实的作品一起对照阅读。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没有完整地说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而《资本论》更不可以被视为“1867年后资本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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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之所以如此，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所以不止于评论马克思，还做马克思本人不做的事情，其原因有三，两个是次要的，一个是主要的。第一，众所周知，马克思要将他的计划完成是有困难的。第二，马克思一直到他去世前，思想都还一直在发展，但是他的架构却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发展出来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是以次序颠倒的方式来研究历史的，他把资本主义当成起始点。如同要解剖“猿猴”就先要处理“人类”一样，这个程序当然不是反历史。马克思的意思是指不能光从过去来看过去：这不只是因为过去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历史过程可以让我们分析并理解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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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动（labour）这个概念为例，它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之前——还没有劳动这个概念（只能比较质的不同而无法做量的比较）。而如果我们要从全球的、长期的角度，把人类历史看成人类越来越能有效利用自然的过程的话，那么社会劳动的概念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的取向可以再讨论，因为照他的方法来分析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窘境，那就是至今还没有出现另外一种方式来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做比较，如此将造成只存在一种角度来阐释人类历史的局面。虽然我们预期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是不会放弃马克思的概念，但这种现象的确是一个隐忧。我的重点不在质疑马克思，而是指马克思的方法很容易因为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而不知不觉地排除了许多历史学家有兴趣的主题，例如，封建主义是如何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丢给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恩格斯倒是挺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他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多所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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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其基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他的理论（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从原始共同体到资本主义；另一个则是他的具体观察，针对过去的问题所提出的特定看法。虽然后者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极富启发性，不过我在此不打算讨论这一部分。《资本论》的第一册只有三四处提到新教，但是往后整个对于宗教（特别是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却都导源于此。同样，《资本论》只在一个注释里提到笛卡儿的说法（动物是一种机器，真实与玄思对立，哲学是一种主宰自然并让人类生活尽善尽美的工具）顺利让他的观点与“制造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并因此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如为什么经济学家特别偏爱霍布斯、培根（Bacon）以及后来的洛克（Locke）。［基于马克思的论点，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也认为笛卡儿的方法“让政治经济学从旧迷信中解放”。］[4]在19世纪90年代，这条注释已经让非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非凡创见，而到了今天，光是为了讨论这条注释就至少可以在研究生院开一堂半年的课。不过，我们不需要因此就必须对马克思的知识及兴趣之广感到信服，而倒是应该欣赏马克思从他的历史知识中看出了过去的特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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