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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的欧洲概念建立在双重对立之上：希腊人的军事防卫，在波斯战争中对抗东方帝国的入侵，以及希腊“文明”与南俄大草原上西徐亚“野蛮人”（Scythian “barbarians”）的相遇。就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看起来对立的状态，其实当中带有共生与融合。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接续罗斯托夫采夫的《俄罗斯南部的伊朗人与希腊人》（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ern Russia）而写成的优秀作品《黑海》（Black Sea）[6]，提醒我们这些对立产生了“混合的文明，非常有趣且耐人寻味”，这块亚洲人、希腊人与西方影响交流的区域，延着多瑙河往下游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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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古典时代的地中海文明也应该带有融合的性格。它从近东与中东输入了文字，往后则有帝国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宗教。所以，我们对欧洲、亚洲与非洲的区分没有意义——尤其讲到现在更没有意义——因为希腊人的生活与发展是在这三个大陆之间进行的。（希腊人一直居住在埃及、小亚细亚以及黑海东岸，但到了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纪，他们却全都被驱逐出境。）在统一的罗马帝国时代，三个大陆幸福地结合在一起，随时随地吸收从任何地方来的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这个时候，做这种区别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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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迁移与入侵已不是新鲜事。从东亚往西到地中海，文明区里的帝国阻挡着他们。然而，罗马帝国的崩溃让西地中海，之后则是东地中海，完全对他们失去招架之力。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从高加索到直布罗陀整个地区的历史，千年间充满了针对来自东、北、南的征服者的斗争——从阿提拉（Attila）[7]到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8]，或甚至到1683年维也纳的第二次被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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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欧洲观念”的形成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从拿破仑到20世纪20年代的泛欧洲运动，以及戈培尔（Goebbels）到欧洲经济组织——欧洲的概念从地理上排除了欧洲的某些部分——例如，诉诸查理曼。伟大的查理统治的只是一部分的欧洲，不过自从伊斯兰教兴起之后，至少他未曾被对手征服，因此他便自称是“西方的先锋与救世主”（vanguard and saviour of the West），来对抗东方——引用奥地利前总统卡尔·伦纳（Karl Renner）于1946年用来称赞自己国家的“历史使命”时所讲的话。[9]由于查理曼本人是个征服者，他扩展领土而与萨拉森人（Saracens）[10]及东方的蛮族接壤，用冷战的术语来说，他采取的政策是从“围堵”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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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除了接受古典教育的教士，没有人会从“欧洲”的角度来想事情。西方第一个反制萨拉森人及蛮族攻击的，并不是“欧洲的统治者”加洛林王朝，而是罗马教会：从东南与西南发动十字军对抗伊斯兰教，从东北发动十字军对抗波罗的海的异教徒。即使是在16世纪欧洲开始全球扩张的时候，西班牙人所带有的十字军意识形态也可以很容易从他们在新大陆的征服行径看出来。在17世纪之前，欧洲人都是从地理观念来定义自己，而不是以信仰。到了17世纪末，他们已经可以挑战东方帝国的力量了，原本强调要让不信者改信“真正的信仰”的想法逐渐让位给了复式簿记。经济与军事的力量让欧洲人相信他们是优越的，不只是表现在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更表现在人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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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原本千年来都处于防卫状态，现在则花了500年征服了世界。光凭这两点就无法将欧洲史与世界史切断。经济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研究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学者，现在应该都会认同这一点。从地图绘制者的眼光所看到的欧洲史，一直是与伊斯兰教的兴起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总是把地中海的南岸、东岸，永远与北岸切割开来。除了反复无常或意识形态的原因，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学家还能有什么原因而坚持只写罗马帝国地中海北部各省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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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分开，总比将一部分的地理大陆排除于“欧洲”意识形态概念之外要好得多。最近5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大陆的再定义，取决的标准不是历史，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之前尤其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对美国来说，乃是“‘西方文明’的东部疆界”。[11]“欧洲”到前苏联为止，同时也可以被定义为非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有些人努力要给予这个剩余地区一点儿正面内容，于是说它是自由与民主地区。不过，对于欧洲经济组织来说，这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都站不住脚，一直要到之后，南欧的专制政权消失了——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还有民主但却不属于“欧洲”的英国也加入了，才显得合理些。时至今日，实用主义式的“欧洲”定义更是行不通。前苏联作为“欧洲”必须要团结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从直布罗陀到海参崴（Vladivostok）的所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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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寻找一个实用意义的“欧洲”，于是造成了无休止的辩论，同时也产生了如何扩展欧盟的问题，也就是要把历史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异质的诸多实体，慢慢转变成一个同质的实体。从来没有“单一”的欧洲这回事。差异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历史上消除。事实就是如此，不管是将欧洲换上了宗教的外衣还是地理的外衣都不会有所不同。欧洲在伊斯兰教兴起后，以及征服新世界之前，的确是块基督教大陆。然而，就算所有的异教徒都改信了，很明显，欧洲领土上在当时也已至少出现两个以上的基督教派彼此明争暗斗，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让这个数目变得更多。罗马教会与东正教之间（从波兰到克罗地亚）的疆界，到了“今天，仍是世界最持续的文化疆界之一”[12]。北爱尔兰也证明了欧洲内在传统中血腥的宗教战争，到现在仍未灭亡。基督教是欧洲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是它就像“民族”及“社会主义”一样，都不可能成为统一欧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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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都是把欧洲视为众多成员组成的俱乐部而不是大陆，要加入欧洲需要经过俱乐部委员会的审核，这种做法的历史几乎与“欧洲”这个名字一样长久。“欧洲”的边界在哪里，就要看成员资格的得失。众所皆知，对梅特涅（Matternich）[13]来说，从维也纳以东就是“亚洲”，这种想法反映在19世纪末刊载于《帝国邮报》（Reichspost）的一连串批评匈牙利为野蛮的亚洲人的文章中。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说，欧洲的边界是在匈牙利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但对于前总统图季曼[14]来说，欧洲的边界却是在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骄傲的罗马尼亚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欧洲人，他们在精神上完全是属于巴黎人，只是被流放到落后的斯拉夫人之地；即便是生于布科维纳（Bukowina）[15]的奥地利作家格雷戈尔·冯·雷佐里（Gregor von Rezzori），也在他的书中把斯拉夫人说成是“Maghrebians”，即“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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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地理学上，但也不一定是意识形态。这种区别通常是由占优势的人所为，他们把自己归类为优等，其他则理所当然是劣等；他们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于生理上，都远高于他们的邻居。这种区别不一定是种族上的。在欧洲，跟其他地方一样，用来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普世原则把这条线划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也就是能享用奢侈品、教育以及出外旅行的人，与不能这样做的人。结果，最明显的区分并不是在社会当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农民无疑是欧洲人——谁会比他们更纯呢？——但是19世纪那些有教养的浪漫主义者、民俗学者以及社会科学家，在称赞并将农民的古老价值系统予以理想化的同时，却认为农民比较原始，是早期文化阶段的“残存物”，依靠孤立与落后而能一直保存到现在。有教养的阶级于1888到1905年之间，在东欧几个城市［华沙、萨拉热窝、赫尔辛基、伦贝格/勒维夫（Lemberg/Lwiw）[16]、贝尔格莱德、圣彼得堡以及克拉科（Cracow）[17]］设立了民族博物馆，展览的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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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部分的区别还是存在于民族与民族间，以及国家与国家间。在欧洲各国里，总会有人瞧不起接壤的野蛮邻居，或至少瞧不起在技术与思想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欧陆上的文化—经济斜坡，从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香槟区（Champagne）往东及东南倾斜，凡是看不顺眼的国家就称其为“亚洲的”（Asiatic），特别是针对俄罗斯人。不过，我们也别忘了由北到南的斜坡，西班牙人因此被归类为非洲人，而北意大利人则瞧不起罗马以南的同胞。只有来自北方的蛮族，他们在10到11世纪掠夺了欧洲，但在他们的背后只有北极的冰山，因此就没有办法说他们是哪一洲的人。无论如何，斯堪的纳维亚人现在已经变得富有而和平了，他们的野性只有在瓦格纳的血腥神话以及日耳曼民族主义中才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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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整个开始脱离野蛮的时候，也就是欧洲文明成为全球巅峰的时候。14世纪末，来自高级文化地区的伟大学者赫勒敦，就对基督教欧洲毫无兴趣。他的看法是，“天知道那里会有什么”，而在他之前两个世纪，赛义德·伊本·艾哈迈德（Sa’id ibn Akhmad），托莱多（Toledo）[18]的法官（cadi），也认为北方的蛮族无足称述，他们只是野兽。[19]在那几个世纪，文化斜坡是倒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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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着欧洲史的悖论。正是这种历史的U形反转或中断，成为欧洲史的特质。从东亚一直延伸到埃及的高文化带，不管是入侵也好、征服也好，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被蛮族消灭。赫勒敦认为历史是永恒的二元对立，一方是游牧民族，一方是定居文明——但是在永恒的冲突中，游牧民族虽然有时会胜利，但仍只是挑战者而不是胜利者。受蒙古人及满洲人统治的中国，以及被中亚民族所征服的波斯，无论如何都是当地高级文化的灯塔。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也一样，无论他们的统治者是谁——法老、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1000年来，来自大草原与沙漠的民族不断地入侵定居文明，所有的大帝国都存活下来了，只有一个例外，即罗马帝国完全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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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连续性的崩溃，反而造成文化的耕耘与繁盛[20]，即“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也就是尝试要回归千年来所遗忘的但却是较优越的文化与技术遗产，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崩溃，则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尝试。在中国，根本不需要回归古典时代，因为在科举考试中，每个考生都要背诵经典，从基督教时代之前就如此，连绵不绝。西方哲学家的看法（只有欧洲才具有历史动态发展，亚洲或非洲没有）之所以有错，包括马克思，有一部分乃是因为西方以外的知识与都市文化是连续性的，而西方不是，两者的差异所产生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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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从15世纪末以来，世界史无疑已变成以欧洲为中心，而且一直维持到20世纪。将现代世界与明朝、莫卧儿皇帝及马穆鲁克（Mamelukes）[21]区别开来的关键，就是欧洲——不管是在科学及技术、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或在制度以及公共与私人生活上。甚至于“世界”这个概念，也就是涵盖全球的人类交流系统，在欧洲人征服西半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前，根本不存在。这就是欧洲在世界史上的固定地位，也是欧洲史的问题，更是让欧洲史如此特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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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史之所以特殊还有别的原因。它的主题并不是地理空间或人类集体，而是过程。如果欧洲自己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世界的话，就没有一部单一而连贯的欧洲史，“欧洲”将只会以“东南亚”史那样的形式与概念存在（至少在欧洲帝国时代来临之前）。“欧洲”感受到自己是欧洲，而且是与地理上的欧陆相符的欧洲，已经是现代史的事了。只有在欧洲不再以“基督教”的防卫态度对抗土耳其人，而基督教内部的冲突停止，且国家政策与现代科学与学术的文化逐步世俗化的同时，这个时代才会出现。因此，17世纪时，崭新而有自我意识的“欧洲”有时候会以三种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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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是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以永久的“利益”（interest）来决定，又叫“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它远比宗教信仰崇高得多。18世纪，欧洲已经与现在地图上的欧洲相仿了，国家体系这时呈现出“寡占”（oligarchy）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强权”（powers），俄国此时也是其中之一。所谓的欧洲就变成了强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20世纪之前，都只局限于欧洲人。不过这种国家体系现在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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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洲”是由一群跨越国界、语言、国家忠诚、义务或个人信仰的学者或知识分子社群所建立的虚构物，意即现代“科学”（Wissenschaft），包括了所有的思想活动、科学与学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出现于欧洲文化区，一直到20世纪初为止，这个地区指的是喀山（Kazan）[22]到都柏林之间——并不包括欧陆的东南与西南部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地球村”，其实源于“欧洲村”。不过，今日的地球村已包括了欧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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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欧洲”在19世纪时，发展出了都市的教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欧洲往海外移民而传遍世界。任何19世纪的大学、歌剧院以及公众都可以进入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分布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样的图也可以说明19世纪欧洲意识形态如何散布。社会民主制是政治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国家所支持的运动，它完全来自欧洲，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也是如此，但1917年后的第三国际就不是这样。19世纪的民族主义，即便到了今天，也很难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找到相同的现象，尤其是它表现在语言学上的形式，但是，在种族上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却在近几十年来在欧洲以外的旧世界不断地上演。这些观念都可以回溯到启蒙时代。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持续最久的欧洲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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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不是欧洲史的主要特质，而是次要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同质的欧洲，想要找这种东西的人就是走错方向。不管我们怎么定义“欧洲”，它的多样性、兴起与衰落、共存、各部分辩证的互动，对于它的存在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若不考虑这些，就不可能了解并解释欧洲的成熟是如何创造并控制了现代世界。如果问西方是如何摆脱东方的束缚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是如何且为什么只在欧洲出现，就等于是问一个基本的欧洲史问题。如果不想这些问题，就没有必要认为欧洲史与其他地区的历史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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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问题也让我们回到历史与意识形态，或准确地说，是历史与文化偏见之间的“三不管”地带。历史学家必须改掉一些坏习惯，不要再去寻找欧洲之所以跟其他地方不同，或比其他地方优越的原因，譬如，认为欧洲思想中带有理性以及基督教传统，或是从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罗马财产法。首先，我们并不优越，就算东方所发明的国际象棋，它的世界冠军都是西方人也一样。其次，我们现在知道，那些能够导向资本主义，或是造成科学及技术革命的运作方法，并不是“欧洲人”或“西方人”的专利。第三，我们必须避免做这样的推论，“只要甲发生在乙之前，甲就是乙发生的原因”（post hoc，propter hoc）。由于日本是唯一的非西方工业社会，历史学家于是急切地想从日本历史中寻找与欧洲的类似点——例如，日本封建主义的结构——用来解释日本发展的独特性。现在已经有许多成功的非西方的工业经济体，因此这种解释的不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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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史仍然是独特的。正如马克思所见，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渐控制我们所处及所借以生活的自然。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历史是个曲线，那么它将是两度向上转折的曲线。第一次是柴尔德晚年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带来了农业、冶金术、城市、阶级与书写。第二次革命则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第一次也许是在世界各地独立地开展。第二次则只发生在欧洲，因此几世纪以来，欧洲成了世界的中心，有一些欧洲国家则成了世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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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伽马时代”（The Age of Vasco da Gama）[23]，照印度外交家兼历史学家萨达卡·潘尼迦（Sardar Panikkar）的说法，已经结束了。在一个非欧洲中心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怎么写欧洲史。“欧洲”——再引用一次吉利斯的话——“已经在时间与空间上失去了中心性”。有些人试图——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否认欧洲史在世界史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其他人则躲在“正在形成的‘欧洲堡垒’心态”下，产生防卫的心态，尤其在大西洋的彼岸更是如此。欧洲史的方向在哪里呢？处于哥伦布以来第一个后欧洲世纪的结束，我们身为历史学家，需要从地区史以及世界史两个角度，来重新思考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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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义德，《东方主义》（伦敦，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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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1932~ ）：卓越的波兰历史学家。现为波兰下议院议员（1989~ ），曾任外交部长（1997~200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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